曾鞏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長生了巨大的影響。下面是我們為大家帶來談曾鞏散文藝術，歡迎大家閱讀。

　　談曾鞏散文藝術

　　摘 要： 曾鞏文章之所以流傳后世，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藝術風格。文章通過探討曾文“古雅”風格的形成及慣用的條理之法，揭示其特有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 曾鞏 古雅 簡潔 即物以明理 條理之法

　　曾鞏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其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備受歷代文人推崇。在宋代，曾鞏就和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并稱“歐，曾”;元代，脫脫所修撰的《宋史》也稱他“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到了明清時期，更是被推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成了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所模仿的對象。客觀地說，曾文之所以流傳后世，主要是因為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

　　清人吳德旋在《初月樓古文緒論》中提到：“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需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后，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吃力，卻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此句重在談“雕琢”，但除此之外，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古雅”之風是被前人推崇和喜愛的。讀曾鞏之文，首先便有“古雅”之感，“古雅”正是曾氏散文所特有的風格。那么曾文為何會具有如此的風格呢?

　　首先，“古雅”之風的形成得益于曾鞏所特有的文學觀。在談及曾氏的文學觀之前，不妨先看看先秦兩漢古人的文學觀，這一時期的人論文大多重道，把文作為道的附庸，因此不免具有文道合一的傾向。孔子有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從這句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二者的關系。西漢時期的揚雄曾談到：“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中而彪外也。”李軌注：“，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2]揚雄的這番見解更可以看做是對孔子之言的進一步發揮。作為后學之輩的曾鞏也繼承了先輩重道的傳統，強調“畜道德”，但他并不認為文道可以合一，而是明確指出了文與道是兩件不同的事物，在重道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在《寄歐陽舍人書》中，在談及什么樣的人作銘才可使銘行世而傳后時，這樣說：“然則孰為其人，然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3]在句中，曾鞏將“畜道德”和“能文章”當做作銘人所應具備的兩種素質，更是表明了曾氏對于文道關系的看法。可以看出在重道這一點上，曾與古人是一脈相承的，但他并未拘泥于此，而又有所拓展。正是在這種有所繼承且又有所開拓的文學觀的指導下，曾文才具有了不失古意且又獨具雅致的風格。

　　其次，這種“古雅”之風的形成還得益于曾鞏高超的散文藝術手法。如果把與“古雅”風格相關的藝術手法歸納，就可知大致有二：

　　1.作者在創作時以“簡潔”為原則，力求“言簡而事備，而理周”。曾的文章都是不蔓不枝，可以說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一絲的繁詞冗語和言不及義的空泛之談。《禿禿記》即是如此，它記敘了五歲小兒禿禿的生母被其父所遺棄，自己又慘遭生父和后母殺害的經過，全文僅五百余字，卻有聲有色，有情有感，堪稱敘事散文的佳篇。還有《越州趙公救災記》一文，記載的是熙寧八年越州知州趙\主持救災的始末。災情發生前的種種布置，救災過程中的妥善安排，以及趙\“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巨細必躬親”的負責精神，如此眾多的內容，一共才只有七百余字，極為精煉，卻又無一遺漏。由以上諸文可知“言簡而事備”。

　　再談談“言簡而理周”。在理周方面，他的議論往往是隨著敘事而夾敘夾議，文字不多而透徹。同時，他對文章進行處理，使得平鋪直敘的弊端得以避免，文章有起有伏，有興味。在曾鞏的《墨池記》、《答李沿書》和《宜黃縣學記》等文中，都體現了“言簡而理周”。像《宜黃縣學記》，在論述宜黃縣學對于一縣的重要性時，僅僅提到：“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作者在其中點出了一人、一家、一縣的連環遞進關系，指出“一人之行修”必定換來“一縣之風俗成”。宜黃縣學的重要性昭然若揭，真可謂寥寥數語，理便周詳。

　　陳Y在《文則》中談到簡和疏的區別：“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疏也。”然而讀曾鞏的文章，卻沒有“疑有闕焉”的地方，雖然簡潔卻不疏漏。這就使文章簡而不疏、不陋，潔而不儉、不弱，以進于“古雅”之境了[4]。

　　2.曾鞏在創作時采取了“即物以明理”的創作方法。這正如劉大在《論文偶記》中所提到的：“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記》之文也。”正是曾鞏使用了《莊子》、《史記》中所體現的創作方法，所以他的文章，從內容上看，所記好似平凡的一事一物，但實際上卻寓以深遠之理。像他的《金山寺水陸堂記》就是如此，所記的不過是金山寺被火焚毀后由于寺僧瑞新的關系而得以重建這樣一件尋常事，但作者卻由“金山寺的廢而立”進而寫到“廢于一時，而后人不能更興”的“天下之事”和“委棄郁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的“道”，最終點出士人倘有“新之才”，則“事之廢者豈足憂”。全文以“寺之興廢”起，至“道之興廢”結，可謂是“即物以明理”的典范。還有《鵝湖院佛殿記》，文中通過自己為信州鉛山縣鵝湖院新落成之佛殿作記一事，道出了“佛教之不可行”的主旨。曾鞏的文章，正是這樣以平凡之事物示深遠之理的。

　　曾鞏文章“古雅”之風的形成不僅在于其自身特有的文學觀，還在于其高超的散文藝術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