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我一個人在岳麓山上閑逛。岳麓山地處湘江西岸，對岸就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兒，乘著當時稱之為“革命大串連”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這個遠離家鄉的陌生山梁上。

　　我們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沒有被“大串連”的浪潮裹卷過，但又很少有人能講得清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國停課，這么大的國土上幾乎沒有一間教室能夠例外，學生不上課又不準脫離學校，于是就在報紙、電臺的指引下斗來斗去，大家比賽著誰最厲害，誰最出格。現在的青年天天在設計著自己的“瀟灑”，他們所謂的“瀟灑”大體上似乎是指離開世俗規范的一種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瀟灑”一詞，卻也在某種氣氛的誘導下追慕著一種踩踏規范的生命狀態。敢于在稍一猶豫之后咬著牙撕碎書包里所有的課本嗎?敢于囁嚅片刻然后學著別人吐出一句平日聽著都會皺眉的粗話嗎?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師頭上去嗎?敢于把圖書館里那些讀起來半懂不懂的書統統搬到操場上放一把火燒掉嗎?敢于拿著一根木棍試試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還是實心的嗎?

　　說實話，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學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閃而過，暗自調皮地一笑，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實現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時期，這一切全被允許了，于是終于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沖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地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里，知道什么上層政治斗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反過來，處于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蕩中不太愿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后來發覺已被“造反派”同學所鄙視，無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懶了。這一切當時看來很像一回事，其實都是胡鬧，幾年以后老同學相見，只知一片親熱，連彼此原來是什么派也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