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上海人原文

　　余秋雨專業從事散文、藝術理論的寫作，在大陸和臺灣出版中外藝術史論專著多部，曾赴海內外許多大學和文化機構講學。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么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么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