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光萱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寫的這篇文章，雖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糾錯，但實際上卻讓人們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間的一部分極為關鍵的真相，同時也讓人們看到對于自己在“文革”期間的歷史，余秋雨是怎樣大膽地掩飾、改寫、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孫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墻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認。但要就具體問題反駁孫光萱，卻又實在困難。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對批評時一再使用過的法寶再使用一回，即把孫光萱的動機歸結為想出名，并且宣稱“這種企圖出名的強烈愿望使他的證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說，在繼沙葉新之后，孫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為想出名時，我感到了余秋雨的無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無聊。

　　孫光萱由此成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華夏時報》記者問時，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孫光萱比作“兩個老納粹”。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徐虹問“官司有無可能庭外調解”時說：“只有一個條件：古遠清向法院揭發出向他提供那些誹謗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來起訴那個造謠者，我有可能與古遠清庭外調解”。

　　這里說的“那個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孫光萱。孫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報告。說孫氏“誹謗”，其矛頭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駐寫作班清查小組。正因為孫氏給我提供過材料，故在某種意義上說，告我就是告孫光萱，或告我就是為了恐嚇孫光萱，以遏制孫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讓他從此閉嘴。

　　但孫光萱并沒有被嚇倒，他除為我提供證言，并無償地提供了相當于給余“文革”錯誤作結論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議信以及眾多《清查報告》給我作證據外，還在官司期間寫了《從“石一歌”談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評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溫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擊他乃至捏造各種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確對待，不以牙還牙。有人認為他患得患失太軟弱，像余不止一次從人格上毀損他，碰到別人早就應戰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處事的原則：做老實人，決不說假話;以誠待人，決不做對不起歷史、讀者的事，決不趨炎附勢。這樣一來，“書生氣”的確很重，開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會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嚇之類的邪門歪道。他寫的傳誦一時的《正視歷史，輕裝前進》發表后，上海作家協會一位副主席寫信稱贊他的文章是“關于余秋雨現象討論中最客觀、最有說服力的。寫這樣的文章既要有閱歷、見識，又要有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