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重巒疊嶂間的田園》原文】

　　如果把陶淵明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為權謀的爭斗看得很透，這與魏晉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就會發現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而且，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于互相依賴，過于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魏晉之前，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歷史上許多文人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與朝廷興衰割舍不開，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也曾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這樣一個陶淵明，使大家感到陌生。盡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人們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可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人們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于大眾的關注之外。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幾百年前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陶淵明成了熱門。

　　文化上的高峰有時可能被云霧遮蓋數百年之久，而這種云霧主要是朦朧在人們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范的代表。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或許就因為這幾句平實的話語道出了人生哲理：在熱鬧的“人境”也能找到安靜，關鍵就在于“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跡。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靜、優雅。

　　他終于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贈答詩》)大化，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一切依順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干干凈凈，順便，把文字也洗干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