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重巒疊嶂間的田園》原文】
如果把陶淵明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為權謀的爭斗看得很透,這與魏晉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就會發現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而且,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于互相依賴,過于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魏晉之前,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歷史上許多文人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與朝廷興衰割舍不開,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也曾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這樣一個陶淵明,使大家感到陌生。盡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人們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可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人們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于大眾的關注之外。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幾百年前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陶淵明成了熱門。
文化上的高峰有時可能被云霧遮蓋數百年之久,而這種云霧主要是朦朧在人們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范的代表。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或許就因為這幾句平實的話語道出了人生哲理:在熱鬧的“人境”也能找到安靜,關鍵就在于“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跡。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靜、優雅。
他終于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贈答詩》)大化,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一切依順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干干凈凈,順便,把文字也洗干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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