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作品風格極不統一，詩風是因題材而異的，而且多是鄉愁和愛情的作品。在他看來，他認為翻譯與創作密不可分。

　　戲劇的翻譯有異于其他文類的翻譯，因為戲劇的譯本必須考慮實際的演出。劇本要面對的，還有觀眾，甚至聽眾，不像其他的文學作品只需要面對讀者。讀者讀不懂一段詩、一段散文或一段小說，可以厭倦沉思或者再讀一遍。觀眾(其實是聽眾)聽不懂一段臺詞，卻不能請演員再說一次。在一切的文體之中，戲劇當然最近口語。所以劇本的譯文，正如其原文，必須入耳便懂，也因此，比起其他文體來，更應貼切“目標語言”的習慣，最忌生硬不化的直譯，尤以翻譯針鋒相對的喜劇為然。小說里也有對話，有時還頗占分量，簡·奧絲婷的小說便是一例。這一點和劇本相通。

　　不過，小說人物的對話不盡針鋒相對，更不必妙語如珠。小說中的對話大可從容體會，不想劇本的對話稍縱即逝，沒有第二次機會。拉迪根就說過：“小說家可以一連幾頁不理讀者;戲劇家絕對不敢有一分鐘丟下觀眾。”1戲劇家尚且如此殷勤地照顧觀眾，劇本的譯者豈可不戰戰兢兢，亦步亦趨?不稱職的譯文，如果所譯的是小說，讀者尋思一下或者再看一段，或許勉可猜測。但若所譯是劇本，而其關鍵又在對話，那真是要誤盡觀眾，害死演員，禍延作家。如果那作家偏偏是錦心繡口的王爾德呢，生氣之余，真不敢想象他會說出什么語驚四座的缺德話來。

　　我譯王爾德的喜劇《不可兒戲》，不但是為中國的讀者，更是為中國的觀眾和演員。所以譯者的理想是：讀者順眼、觀眾入耳、演員上口。為了對得起維美主義的才子，中譯本的《不可兒戲》應該是活生生的舞臺劇，不是死板板的書齋劇。我譯過的文類包括詩、散文、小說、評論，但是對付戲劇，我的譯筆卻大異其趣。譯詩的讀者，舉例說吧，本身就可能是位準詩人，或者是位小小學者，對于曲折的句式、復雜的文體，不妨從容解析。可是在臺下看《不可兒戲》的，卻是大眾，至少也是小眾了。對于濟濟一堂匆匆三小時的千萬觀眾，我的譯文必須調整到適度的口語化，聽起來才像話，才像中國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