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臺灣當代詩歌40多年來的最高成就和發展主流，在海內外享有極高的聲譽。

　　一、傳統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脈絡里，有著一以貫之的中國傳統文化氣質。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國文化的濡染。他說：“我的幸運在于中學時代是在淳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于學中文。”綜觀其少年時期的中文教育，可分為三部分：　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宮賦》、《滕王閣序》等;　二是舊小說，如《三國》、《水滸》等;　三是古典詩詞。余光中覺得“　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學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詩創作之后，能用中國古典文學的標準來衡量新詩，用傳統美學觀念來鑒定新詩。

　　如果說中國古典文學賦予了余光中詩歌濃郁的東方氣質和不斷創新的意識，那么，深入詩人骨髓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則構成了其詩作的文化內核。

　　首先來說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中形成了關注社會并積極投身其中的思想傳統，這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自覺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學中則表現為強烈的憂患意識與執著的歷史使命感。余光中作為中國當代杰出的學者型詩人，也時時流露出強烈的現實悲憫情懷。即便歷經了離桑田赴滄海的流轉，漂泊海外數十載，接受了歐風美雨的洗禮，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國，一直將自己的靈魂和命運熔鑄在民族之魂中。體現在藝術上則是從唯美轉向唯真，不但思考個人命運和永恒時間，更追索生命的價值，詠嘆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作為由大陸漂泊到臺灣的“　流亡貴族”，余光中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作家，心中都懷著濃重的尋根意識。百川歸海，落葉歸根，無論是在臺灣、香港，美國或是在世界的任一個角落，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國大地里。

　　再來說道家的“逍遙”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國傳統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遙的人生態度，他尤其對魏晉名士與李白的空靈玄遠、清拔飄逸大為贊賞，因此他的詩中常追求一種獨立于世的人生情懷。如他的“　李白系列”——《夢李白》、《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和《與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視角對傳統題材進行創造性的運用，表達了對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與歷史歸屬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詩歌典型地傳達著“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莊子哲學中的這種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識曾一度給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經歷了人生的彷徨與困惑、失落與迷茫之后，終將內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遙游》中他曾寫道：“當我死時，老人星該垂下白髯，戰火燒不掉的白髯，為我守墳。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當我物化，當我歸彼大荒，我必歸彼大荒，我必歸彼芥子歸彼須彌歸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須塑造歷史，塑造自己的花崗石面，當時間在我的呼吸中燃燒。”由此可見，余光中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的逍遙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