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岳陽樓記翻譯賞析
游岳陽樓記 (原文)
洞庭為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而后有湖。然九水發，巴江之水亦發。九水方奔騰浩森，以趨潯陽；而巴江之水卷雪轟雷，自天上來。竭九水方張之勢，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斂衽而不敢與之爭。九水愈退，巴江愈進，向之坎竇，隘不能受，始漫衍為青草，為亦沙，為云夢。澄鮮宇宙，搖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陽樓峙于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墓，以窮其吞吐之變態，此其所以奇也。
樓之前為君山，如一雀尾爐，排水當面，林木可數。蓋從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為奇。此樓得水稍詘，前見北岸，政須君山妖茜以文其陋；況江湖于此會，而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故樓之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詩人李白之“刬”、張碧之“礙”，如憐小兒者，呼美為丑，非貶詞也。
游之日，風日清和，湖平于熨。時有小舫往來，如繩頭細字著鵝溪練上。取酒共酌，意致閑談，亭午風漸勁，湖水汩汩有聲，千帆結陣而來，亦甚雄快。日墓，炮車云生，猛風大起，湖浪奔騰，雪山洶涌，震撼城郭。予時四望慘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己也。
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樓為岳陽樓。既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后樂”之語，蓋亦有為而發。夫定州之役，子京增諜籍兵，慰死犒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第以束發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為知已，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為毛錐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備國家一屏一障之用，玄鬢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已骨肉之變，寒雁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翻譯
游岳陽樓記（袁中道原著 江蘇彭興年翻譯）
洞庭湖是沅江、湘江等九條河流匯集而成。（秋冬時節）湖面因為寒冷凝結，如同一匹白絹一般。等到春夏季節，九條河流發水以后才有（眼前）的湖面。但是，這九條河流發水的時候，長江也正發大水。九條河流之水奔騰浩蕩，直奔潯陽；而長江的波浪如同卷起的白雪，聲音如同雷聲轟鳴，仿佛從九天上飛流直下。竭盡那九條河流的正漲潮的勢頭，不足以抵擋長江旁溢的波浪。這九條河流只得像人屏住呼吸裹緊衣服一樣不敢和長江爭雄。九條河流越退卻，長江越進逼，原來的那些坑洞、狹窄的地方根本不能承受長江的沖擊，開始漲滿潮水成為青草湖、赤沙湖、云夢湖。清麗世界，搖撼天地八九百里。而岳陽樓聳立于江湖交匯的地方，早早晚晚，看盡它變幻無窮的吞吐之態，這是岳陽樓奇特的地方。
樓前面是君山，像一尊雀尾爐，劈開水面，正對著這座樓，山上的樹木清晰可數。從君山上的酒香亭、朗吟亭上遠望洞庭湖，見到的水面最大，所以只因千里茫茫的一個大山谷里水面遠接天邊，日光沐浴其中為奇妙。岳陽樓見到的水面稍窄，前面能看到長江北岸，正好必須以君山的妖媚來文飾它的不足（丑陋），何況江湖在此交匯的氣勢，如果沒有一座山來包容，只是莽莽洪流，又有什么意趣呢？所以樓的氣勢，有了水才雄壯，有了山才美麗。詩人李白的“刬”，張碧的“礙”，（用這樣的詞語形容君山）就像人們憐愛小孩子一樣，把美的稱呼得不美了，實質上不是貶義的詞語啊。
我們游覽的這一天，風和日麗，湖面像熨燙過一樣平坦。不時有小船來來往往，如蠅頭小字寫在白色溪水的絹上。舉酒同飲，意趣閑淡。中午時分，風漸漸大起來，很多船只排陣而來，很是快捷。傍晚如炮車般的黑云升騰，狂風大作，湖面波浪奔騰，白色的波浪如雪山洶涌起伏，震撼城郭。我這時環顧四周一片慘淡，放下筷子站立起來，憂懼悲傷，傷心流淚而且不能自制了。
從前滕子京因在慶州統領軍隊抗敵的事情被貶官到這里，因不得志而心情憂郁，擴大原有城樓的規模而有了現在的岳陽樓。等到完工，賓客同僚請典禮大樂慶祝落成。滕子京說：“簡直要扶著欄桿大哭一場才覺得痛快”。范仲淹“先憂后樂”的話，是因為滕子京有作為而發的感慨。定州一役，滕子京增高城墻招摹士卒，告慰死者犒勞生者，邊疆得以安寧。但后來執掌法律的官員卻以耗費國家資財的罪名上書彈劾，以后朝廷如此用人，（把滕子京貶官到岳州），怎么能不心生感慨呢。但是，他年紀輕輕就入朝做官，在朝廷是有名的文臣，出朝廷外出統領軍隊是知名的武將，年輕時就稍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又有范仲淹這樣的名士做知心好友，（貶官）不久政績卓著至極，有什么值得哭的呢？而我，被詩文寫作束縛，一下子就是四十多年，沒有得到國家任何任用，黑色的鬢發已經白了，往日的壯志已經心灰意冷，近來又遭遇兄弟病故，我像冬日的大雁孤身一人，飄零天涯，這才真的值得哭啊，值得大哭一場啊！
賞析：
袁中道《游岳陽樓記》：現實的、引人淚下的洞庭湖
關于岳陽樓和洞庭湖，我們已經讀了幾篇詩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杜甫的《登岳陽樓》、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詩歌，都是概括的寫法，借助想像和虛擬，主體形象是抒情的，不過取岳陽樓和洞庭湖的`某一特點，加以變異，借以抒發詩人的感情。詩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詩的形象，不是照抄現實的，而是把現實的某一特點，加以變異的。清朝詩評家吳喬在《圍爐詩話》中有一段話：
或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裁、詞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俱變。”
意思是，詩歌與散文的“意”，也就是內容，沒有什么區別，不過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內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飯，詩歌就是把米釀成酒。飯沒有改變米的形狀，而酒把米的形狀和質地都改變了。這個理論當然有它比較不夠精確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詩歌的內容說成是沒有區別），但是總的說來，相當有啟發性。說詩歌是想像的、變異的，而散文則比較寫實，就這一點來說，是比較到位的。對于這一點，也許我們僅僅讀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詩歌還不夠清楚，把他們詩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間的差異，就十分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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