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大家是否學習過呢？《岳陽樓記》不“記”樓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一起來閱讀下文尋找？

　　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他(滕子京)又“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

　　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規勸一下滕子京。

　　有人說《岳陽樓記》是為滕子京歌功頌德的，這就費解了，試問，開篇用一個“謫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將滕子京那點見不得人的老底抖摟出來了，這叫歌的什么功，頌的什么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丑聞來歌功頌德的嗎?

　　人們讀罷《岳陽樓記》，掩卷而思的時候，除了贊嘆作者的憂樂境界外，難道就沒有窺見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諍友的自畫像嗎?

《岳陽樓記》通篇446字(含標題，不含標點是365字——推薦者按)，卻無一字用在樓姿樓貌上，何也?其實，文無定法，就跟“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一樣，怎么寫，悉聽尊便。只是有一條得注意，即不管你怎么寫，必定自有一宗。那么，范大人之不“記”樓，端的是哪“一宗”呢?這就要從作者的人生軌跡中去尋找答案了。

　　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在蘇州吳縣，兩歲喪父，爾后隨母下堂，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當繼子，改名易姓。說來辛酸，封建時代這是很受歧視的，民間即有“背簍子”的辱罵之名，加之家境貧寒，攻讀之路分外艱辛，也讓他自幼形成自強不息的性格。

　　1009年，范仲淹到長白山醴泉寺借讀，刻苦自律，飽受磨難，即使每日“畫粥斷齏”，也篤學不輟。1011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應天府拜戚同文為師，繼續苦學。1015年，時年26歲的范仲淹終于金榜題名，迎來了他人生的大轉折，從此，開始了他37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29歲恢復范姓，改名仲淹。”

　　盡管他文韜武略樣樣超群，擔任過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諫、樞密副使、宣撫史、安撫史、參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甚至還立有赫赫戰功，但每個崗位都待不長。這種官場上的頻繁“輪崗”，并非他見異思遷，實乃不容于權貴利益集團。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數度遭貶，大部分時間都“處江湖之遠”，被弄去搞基本建設去了。說來簡直難以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陳州、睦州、饒州、潤州、越州、延州、耀州、郴州、鄧州、青州等十數個基層“鍛煉”過。他的這些跌跌撞撞、載沉載浮，當然與真宗、仁宗父子對他的政治信任度有關。因為“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務，是他們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錢，也是加官之本，晉爵之基，富貴之源。范仲淹在官場歷練了幾十年，從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愣頭青，成長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這點他還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忠君與恤民的范仲淹屢遭挫折和打擊，這說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誠度不怎么高。所以，他還得不停地努力，還得拼命地加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表忠心、獻忠心。這其實也是大多數封建官吏的心態。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范仲淹迎來了撰寫《岳陽樓記》的非常時刻。

　　那是慶歷六年的事，當時他正被貶在鄧州任職。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貶。已經是57歲的老漢了，還經得住幾次折騰?天曉得還有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次“作文”能不能算是一個機會，能不能爭取成為一個機會呢?

　　誰都清楚，《岳陽樓記》不僅是寫給天下人看的，更是寫給宋仁宗看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見，飽經滄桑、心底凄涼的他，沒準已是老淚縱橫了!一個落難的“問題官員”，下筆之前，不能不在這“一宗”的問題上慎之又慎，費些躊躇：滕子京不遠千里派人送來畫圖，希望他“記”些什么呢?他又能“記”些什么呢?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范仲淹自己希望通過“作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目的，或者說他打算給世人，尤其給趙禎留下一個什么樣的印象呢?

　　我們也許需要從頭說起。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場好友，可滕子京畢竟是個有過經濟前科的人。正因為如此，才“謫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負案，范仲淹顯然心中無底，萬一滕大人舊病復發，又鬧出一個“挪用公款案”的問題呢?事實上，時人已有非議了，說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機搜刮民間，“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這種情況下，冒冒失失去“記”一個明顯是政績工程的樓宇，那該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歲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會輕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該講，義氣也該重，但一碼歸一碼，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險。因此，滕子京的“畫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陽樓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偉再完美，他也別無選擇，恕不著墨了。

　　這就是說，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一宗”，頭一條便是規避政治風險。

　　其次，僅有規避政治風險顯然遠遠不夠，容易給人造成一個敬而遠之的消極印象。他必須“上臺階”，抓住這機會，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費苦心的核心與要害。當然，作為才高八斗的文學巨匠，如何歸置，如何附麗，技巧上難不倒他。可以說，范仲淹甚至比誰都清楚，摒棄對樓姿樓貌的正面描繪，另辟蹊徑，選取以樓說事的角度，寫景抒情，借題發揮，比單純“記”樓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樓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他這種一憂再憂的心聲，樸實而深沉，似乎還夾帶著些許蒼老與悲涼，嗅不出唱高調的氣味，也看不見作秀的成分，沒有一丁點的阿諛之嫌，使人感覺完全是發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來，不曾露出刻意所為的任何痕跡。而且，字里行間看似感嘆唏噓，實則是不動聲色，思想和藝術二者高度統一，完美結合。千百年來洞穿時空，不知傾倒過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辭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華，更是極其巧妙地表達了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牽涉不到他頭上。這是不是一石而三鳥，此其“一宗”之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