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是中唐時期重要的文學家，他創(chuàng)作了《使東川》和《西歸絕句十二首》兩組紀行組詩。這兩組紀行組詩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奉使東川及自唐州西歸長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觀同詩人內(nèi)心豐富的情感和心態(tài)在詩中得以密切結(jié)合。

　　元稹(779——C831)，字微之，別字威明，行九，世稱“元九”，郡望河南洛陽，世居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中唐時期重要的文學家，與白居易并稱為“元白”。他給后世留下了兩組紀行組詩，一是元和四年(809)以監(jiān)察御史身份出使東川途中所作的《使東川》，二是元和十年(815)自唐州從事任上西歸長安途中所作的《西歸絕句十二首》。這兩組紀行組詩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奉使東川及自唐州西歸長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觀同詩人內(nèi)心豐富的情感和心態(tài)在詩中得以密切結(jié)合。本文就針對元稹創(chuàng)作這兩組紀行組詩的原因和心態(tài)進行探討。

　　一、元稹紀行組詩的創(chuàng)作原因

　　我們知道，唐人出行的機會很多，漫游、游幕、赴考、赴選、赴任、奉使、遷貶、回朝等都需要經(jīng)歷長途跋涉，作為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元稹，其行旅經(jīng)歷必定不止一兩次。據(jù)元稹《百牢關(guān)》：“那堪九年內(nèi)，五度百牢關(guān)。”①《遣行十首》(其七)：“七過褒城驛，回回各為情。八年身世夢，一種水風聲。”可知其多次在長安至山劍滇黔道行走，或是游蜀，或是出使，或是被貶，那么為什么他單單在元和四年奉使入蜀時作紀行組詩?為什么他在元和五年被貶江陵途中半月存詩38首卻不用組詩形式，而在在元和十年詔追赴闕時卻有了《西歸絕句十二首》?這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是如果要以組詩紀行，那么此次行程一定是有著特殊價值的或者是值得紀念的。元稹“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積極入世者”，97這本是一個簡單的可以以輕松從容的姿態(tài)面對的個案，但對于以“為國謀羊舌，從來不為身”(《感事三首?一》)為責任，懷抱“蕩滌反時氣， 然后好清明”(《春禪》)的政治理想的元稹來說，這一次出使是異常重要的，這一點可從他取道駱谷這條最艱險的捷徑，急如星火奔赴蜀地看出。元和十年，元稹在唐州從事任上被詔追赴闕，逐臣征還往往意味著政治仕途將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折，經(jīng)歷過貶謫的元稹，此時的心情必定是十分復雜的，一兩首詩不能盡述，所以干脆以組詩《西歸絕句十二首》紀之。

　　二是山水險絕奇麗，吸引力大，值得揮毫潑墨，吟詠唱嘆。關(guān)中與蜀川來往道路，漢中以南有南棧道、東川道，以北有褒斜、子午、駱谷、陳倉四道，另有自利州(今廣元)溯嘉陵江往略陽、青泥嶺、兩當、徽縣抵鳳州(今鳳縣)與陳倉道合路的水道。其中褒斜、子午、駱谷、陳倉四條是主線。86這一路景色千奇百怪，足可與褒斜道媲美，駱谷、漢水、褒城、大小漫天嶺等歷來為詩人們所青睞。以駱谷為例，據(jù)元稹《駱口驛》自注：“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題《擁石》、《關(guān)云》、《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zhì)夫和焉。”題詩之多，足見駱谷對文人吸引力之大。長安至荊襄嶺南道的特點在于水陸交匯，灞橋、藍田、商山、南陽等沿途景點不勝枚舉，僅商山路就有七盤嶺、仙娥、四皓、洛源等多個景點，白居易、溫庭筠、雍陶、杜牧等均有詩詠商山，元稹《西歸絕句十二首》(其二)即是描繪商山驛路上的風景。

　　此外，組詩的創(chuàng)作也與詩人的情緒意興相關(guān)。元稹創(chuàng)作組詩的經(jīng)驗可說是非常豐富的，他常以組詩的形式抒寫自己洶涌而不可抑制之情懷。《遣悲懷三首》、《六年春遣懷八首》、《遣行十首》等組詩，就是他悼念妻子，傷痛不已之下所作;其作于元和五年的《有鳥二十章(唐寅)》詩，則是在對奸惡宦官、跋扈方鎮(zhèn)、不法權(quán)貴極度不滿和憎恨下以筆為矛進行批判。由此看來，元稹的紀行組詩《使東川》、《西歸絕句十二首》也應該是在其情緒意興濃厚的情況下所作。但是否就是詩人擔任要職、詔追赴闕心情愉悅的情況下所作呢?這里有必要對元稹創(chuàng)作這兩組紀行組詩的心態(tài)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