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關于楊貴妃的影視及文學作品，為什么文人們如此傾心于楊貴妃?

　　宋明理學之后，社會必須找到釋放壓力的出口，所以有“十部傳奇九相思”之說，明代言情洶涌澎湃，唱的盡是“私訂終身后花園”，做的多是“落難公子中狀元”。情癡在明代自由派文人中就曾是一種時髦，馮夢龍在《情史序》中：“余少負情癡，……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傳奇家們也都喜歡標榜自己是情癡，《鸞嘯小品》中專有《情癡》一篇。有分析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中須謹守“天理”，所以在戲劇中要有“人欲”來相補。

　　在歷朝歷代中，唐代的事情最刺激，最能緩解那種禮教的壓力。隋唐受西域文化的影響比較深，西域民族的文化在唐代是張揚的，奔放的、外露的，《隋書音樂志》記有“隋煬帝大制艷篇，辭極淫綺”。《唐書武平一傳》里多處記有皇室宴殿上有胡人唱些艷辭艷曲，街巷中也總有胡人歌舞，甚至有裸戲表演。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在《樂府詩集》中記載原名為《婆羅門曲》，是開元年間西涼節度使楊敬述獻給唐明皇的。天寶年間，李隆基把他改了改，換了名。民間傳說是李隆基夢游月宮聽聞仙樂而做《霓裳羽衣曲》，《長生殿》里改為楊貴妃夢游月宮聽仙樂，醒來后記下。但此曲在北宋已經失傳，現在演奏的是民初人吳梅在1926年校訂的譜，據他自己說，他曾聽到同治年間一個著名旦角演奏過，后又找到很多昆曲舊譜，其中就有此曲。

　　說到西域文化的影響時，馬未都說:“我們從隋唐出土的首飾上看，除了顯示財富之外，都具有極強的精神誘惑力，因為其中有性的暗示。唐代的瓷器上都有西域文化的痕跡，夸張地說，在唐代，異族文化的成分超出了本土文化的成分。他們的性文化與漢人就是不同，唐代宮廷里先后有三次皇子娶皇妃的事，唐李家就至少有一半的鮮卑血統，在他們的文化里這不當回事、沒覺得有多嚴重，對漢人卻是非常大的刺激，文人們覺得大開眼界。不僅有楊貴妃被不斷地說，‘白發三千丈’也是很浪漫很刺激的詩句。”還有一個表面的原因，馬未都說，“楊貴妃之所以被強化，是因為早期美人沒有影像，比如漢代以前的，唐代美女就有圖了，留下了美人的具象。”最重要的原因還有，“漢人的美人就沒有外來文化的外露，中國的情色文化都比較隱晦，比如繪畫中有大量的暗春畫。后世文人用楊貴妃的故事寫情寫性，有一個自以為是合理化的理由，就在于她的外包裝是一個誤國的形象”。盡管洪升自道寫《長生殿》是“情而已”，在這點上他也不能免俗，不過是擦邊球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