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歸安姚氏所編刻《鳳墅殘帖釋文》卷五，即原《鳳墅法帖》卷十七“南渡文藝帖”之“辛稼軒”名下，收有辛棄疾書信一通。經查檢幾種辛氏文集，如清人辛啟泰刻《稼軒集鈔存》，鄧廣銘先生《辛棄疾詩文鈔存》，以及由鄧廣銘先生輯校審訂、辛更儒先生箋注之《辛稼軒詩文箋注》，均未收此文，故可確定其為稼軒佚文無疑。根據姚氏釋文，該書信連署銜、署名在內計三十行，今先抄錄其全文如下:

　　棄疾坎壈之跡，奔走半天下，二三十年間，名公巨卿、碩生鴻儒，棄疾不佞，皆獲伏下風而接余論，獨一世偉人，每有惄如調饑之嘆。初春入都，得望溫厲，遂降此心。且蒙顧睞接納，如平生歡，其何幸如之!猝猝南征，八月間始交賤事，求訪故事，當以吏櫝上罷，任不勝任之謝。然區區庸敬，豈所以施諸達人大觀之前!棄疾則陋矣，言之汗下。

　　載惟察院問學之富、踐履之實，忠肝義膽可以貫日月而沮金石者，固已見之議論之余矣。海內學士日俟廷告，由禁林而上政途，鹽梅霖雨之事，不于門下，將誰屬乎?棄疾泚筆以俟修慶。

　　棄疾求閑得劇，衰病不支。冠蓋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風波洶涌，平陸江海。吁，可畏哉!棄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歸，單騎留此，即上祠請。或者謂送故迎新，耗蠹屬耳，理有未安，少俟來春，當伸此請。故應有望于門下宛轉成就之賜也。

　　三山歲事得中熟，然亦不敢不為救荒

　　之備。弟才薄力腐，任大責重，未知濟否。 尚幸警誨，引睇實榮。伏紙不勝依歸之劇。右謹具呈。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知福州軍州辛棄疾劄子。

　　《鳳墅法帖》原為南宋曾宏父所編，系根據其家藏宋人手澤，特別是時人與其父三復（字無玷）往還書信，編刻而成，元、明以后已殘，至清，數家各得其一部分，以其原書多草、行體，諸家分別為主釋識，而歸安姚氏所刻《鳳墅殘帖釋文》十卷，雖僅及曾宏父原刻四十卷之四之一，然就現存情況看，已最為完本。其文獻真實性，可由歷代名家的題跋得到證明，這里擬引用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學者錢大昕的跋語作說明。錢氏云:“《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幼卿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其云‘鳳墅’者，鐫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也。予所得僅兩卷，一為‘南渡名相帖’，一為‘南渡執政帖’。……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太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疏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弆手澤久而不忘，亦征名臣之有后矣。”跋中“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太半”一句，最關緊要，它十分清楚而雄辯地說明了曾氏此帖的文獻來源和文獻真實性。

　　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附志》著錄有曾宏父《鳳墅帖》二十卷，《畫帖》二卷，《續帖》四卷，當是曾氏刻石未全時本。而殘存之《鳳墅法帖》，現藏上海圖書館，據悉，已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影印本對觀摩、賞鑒宋人法書，無疑是最好的版本。而本文所據之底本，乃清人之釋識本，即前文所稱《鳳墅殘帖釋文》。今日所見之《釋文》，亦有三種版本，其一即錢氏所藏二卷本，見錄于《貸園叢書初集》、《叢書集成初編》兩種叢書中，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均另藏有清抄本;其二為葉氏藏八卷本，所知僅有南京圖書館藏清趙氏非昔軒抄本，清趙宗建為之校、跋;其三為十卷本，最為全本，亦即本文之底本，她是合葉氏、錢氏所藏匯刻而成，前八卷排以“釋文一”至“釋文八”之序，當來自葉氏藏;后二卷以“釋文上”、“釋文下”標卷次，當來自錢氏藏。書口下題“咫進齋叢書 歸安姚氏刊”，而考歸安姚氏光緒九年刊《咫進齋叢書》，并無此書，當是未及收入者，此足以補其缺。

　　此通佚書對研究辛棄疾在紹熙年間的一些行實和心態，具有重要價值。

　　《宋史》卷四〇一辛棄疾傳云:“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指出:光宗紹熙三年（1192）春，稼軒赴福建提點刑獄任;秋九月，安撫使林枅卒，稼軒攝帥事;十二月，由三山赴行在。紹熙四年春，光宗召見于便殿，奏對，遷太府少卿（鄧先生據樓鑰《攻媿集》中制詞改《宋史》本傳）;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紹熙五年，秋七月，以諫官論列罷帥任，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九月，又被論列，降充秘閣修撰，并于該年再到期思卜筑。

　　據此，由書中“初春入都”四字，以及“八月間”、“歲事得中熟”、“至日前”等內容可知，此通佚書當作于紹熙四年八月秋收后至冬至之間。

　　書中所稱贊之“察院”，當為稼軒寄書對象。考《宋史·職官四》:“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又云:“慶元二年，侍御史黃黼言:監察御史，高宗時嘗置六員，孝宗時置三員，令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員，自后常置三員。”據此知，孝宗時置監察御史三員，然實際只有二員;光宗時沿孝宗舊制，置監察御史二員。另據《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和卷三九三《黃度傳》，汪義端、黃度二人均曾于紹熙四年任察院，那么，

　　汪、黃二人中的一人是否即為稼軒致書對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書中所謂察院，系稱呼受書人舊職，非稼軒作書時在任之察院。《法帖》編者曾宏父，以及前引錢大昕氏，在跋語中均多次說明，這些法帖多系書主與曾父三復往還之書，而曾父確曾任過察院之職，如《釋文》卷三，當原《法帖》卷一五“南渡儒行帖南渡史學帖南渡續魁帖”之“石華文”名下，所收石宗昭致曾三復書中，即有“伏自察院暫領藩府，宗昭亦繼歸田里”之語;同卷吳獵致曾三復書，亦稱“右謹具申呈察院先生臺席”。這在整部《釋文》中有多處實證，今不一一列出。故稼軒此書中所謂察院，應指《法帖》編刻者曾宏父之父曾三復，這是理之當然，毫無疑問。此亦足證佚書之可靠。

　　《淳熙三山志》卷二二《郡守》載:“辛棄疾，紹熙四年八月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似言稼軒知福州時的官階為朝散大夫，但據此佚書，應為“朝奉大夫”，比朝散大夫低一級 （參《宋史·職官志九》） 。同時，八月亦為到任時間，其任命時間估計不會遲于五、六月或六、七月。

　　稼軒知福州時官職，《宋史》本傳，及鄧廣銘先生《辛稼軒年譜》，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 （以下簡稱“蔡譜”） 等，俱言為“知福州”;但據此佚書，開始時應為“權知福州”，其“權”字之落，可能是在作此書之后，大概要到紹熙五年初了。

　　稼軒自“初春入都”至八月間匆匆回至閩地，其間在京時間甚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很快又離京的呢?我們當然可以猜測是由于朝事不寧，主戰派與主和派斗爭激烈，稼軒不愿卷入無謂的政治紛爭之中，朝中又缺乏強有力的援助，等等，但是，佚書中的一段話卻更能透露其中的原由:“棄疾求閑得劇，衰病不支。冠蓋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風波洶涌，平陸江海。吁，可畏哉!”其中，“求閑得劇，衰病不支”云云，自是托詞，而更直接的原因應是“冠蓋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風波洶涌，平陸江海”，也即京城里的那些達官要人，竟然不斷地向他索要錢財，一旦稍有怠慢不予答應或滿足，便會平白地給他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大的事端。蓋稼軒入京前在福建時，已經著手發展經濟，作為一路之帥臣（攝帥），自然易讓人以為多財;加之，他前此官湖南時，“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 （《宋史》本傳） ;而還有一件事就發生在居京期間，更易讓人認為他富有財產:“為大理卿（按:“大理”應為“太府”）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嘆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 （《宋史》本傳） 所以，這些“如云”之“冠蓋”，才對他“朝求夕索”。稼軒財力既有限，又不勝其煩，故請求離開京城這塊是非之地，便很自然。比較之下，“蔡譜”所言“辛在攝帥時曾上疏言經界事，經界乃劃清田地界址，于大地主豪戶不利。據《宋史·朱熹傳》載，當時宰相留正反對經界，故辛之內調可能與留正有關”，以為是留正使得稼軒出朝，恐的確尚需實證做進一步之證明。

　　稼軒在福建任上的心態，“蔡譜”紹熙四年“光宗召見，上登對劄子，遷太府少卿”條后，據稼軒《最高樓》（吾衰矣）詞出列“擬乞歸，賦詞”條，加按語云:“辛棄疾雄才大略，對清閑之京官生涯，歷來不感興趣，故于每次奉召內調，均有怨恨牢騷。上年歲杪奉召離閩時所賦兩詞，見其心情。本年初過建安詞中亦有‘玉殿何須儂去’之句。‘擬乞歸’雖未必定有此事，但確表示其消極思退之心情，當可認為本年所作……”指出稼軒此年情緒低落，有乞歸之思，相較其他辛氏年譜、傳記，為深入、細致些。今此通佚書中“棄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歸，單騎留此，即上祠請。或者謂送故迎新，耗蠹屬耳，理有未安，少俟來春，當伸此請。故應有望于門下宛轉成就之賜也”云云，竟然連妻兒家小先期西行的想法都已產生，可謂直接而充分地表明了其欲請祠歸隱的心態，足證“蔡譜”之高明。然佚書既明言“至日前……少俟來春”，則其退隱之志應是紹熙四年八月自京歸閩后萌生的，而“蔡譜”系這種歸隱心態于“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條之前，則顯與事實有一定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