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前期，沈從文在北京與翔鶴一段生活的點點滴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約一年，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側屋一間既濕且霉的小小房間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書，和另外那本包羅萬有用人事寫成的“大書”，日子過得十分艱苦，卻對未來充滿希望。可是經常來到會館看望我的一個表弟，先我兩年到北京的農業大學學生，卻擔心我獨住在會館里，時間久了不是個辦法。特意在沙灘附近銀閘胡同一個公寓里，為我找到一個小小房間，并介紹些朋友，用意是讓我在新環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減少一點寂寞，心情會開朗些。住處原是個貯煤間。因為受“五四”影響，來京窮學生日多，掌柜的把這個貯煤間加以改造，臨時開個窗口，縱橫釘上四根細木條，用高麗紙糊好，擱上一個小小寫字桌，裝上一扇舊門，讓我這么一個體重不到一 百磅的鄉下佬住下。我為這個僅可容膝安身處，取了一個既符合實際又略帶窮秀才酸味的名稱，“窄而霉小齋”，就泰然坦然住下來了。生活雖還近于無望無助的懸在空中，氣概倒很好，從不感到消沉氣餒。給朋友印象，且可說生氣虎虎，憨勁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軍隊中照嚴格等級制度，由班長到軍長約四十級的什么長，具體壓在我頭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擺脫，且明確意識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處理我的當前，并創造我的未來。此外還有三根堅固結實支柱共同支撐住了我，即“朋友”，“環境”和“社會風氣”。

　　原來一年中，我先后在農業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就相熟了約三十個人。農大的多屬湖南同鄉。兩間宿舍共有十二個床位，只住下八個學生，共同自辦伙食，生活中充滿了家庭空氣。當時應考學農業的并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費，學校對學生還特別優待。農場的蔬菜瓜果，秋收時，每一學生都有一份。實驗農場大白菜品種特別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齊埋在宿舍前砂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夠三四個月消費。新引進的臺灣種矮腳白雞，用特配飼料喂養。下蛋特別勤，園藝系學生，也可用比市場減半價錢，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農大讀書，早經常成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還記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達夫先生、陳翔鶴、趙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則門，一直走到羅道莊，在學校吃了一頓飯，大家都十分滿意開心。因為上桌的菜有來自苗鄉山城的鵪鶉和胡蔥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漢壽石門的風雞風魚，在北京任何飯館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這八個同鄉不久畢業回轉家鄉后，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個人，都成了縣農會主席，過了一陣不易設想充滿希望的興奮熱鬧日子，“馬日事變”倏然而來，便在軍閥屠刀下一同犧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當時校址還在盔甲廠，由認識董景天(即董秋斯)開始。董原來正當選學生會主席，照習慣，即兼任校長室的秘書。初到他學校拜訪時，就睡在他獨住小樓地板上，天上地下談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點招架不住，我還若無其事。到晚上又繼續談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幾乎拖垮，但他對我卻已感到極大興趣，十分滿意。于是由董景天介紹先后認識了張采真、司徒喬、劉廷蔚、顧千里、韋叢蕪、于成澤、焦菊隱、劉潛初、樊海珊等人。燕大雖是個教會大學，可是學生活動也得到較大便利。當北伐軍到達武漢時，這些朋友多已在武漢工作。不久國共分裂，部分還參加了廣州暴動，犧牲了一半人。活著的陸續逃回上海租界潛伏待時。一九二八——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還有機會見到張采真、劉潛初等五六人多次，談了不少武漢前后情況，和廣州暴動失敗種種。(和斯沫特萊相識，也是在董家。)隨后不久，這些朋友就又離開了上海，各以不同災難成了“古人”。解放后，唯一還過從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我們友誼始終極好。我在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使他特別高興。他譯的托爾斯泰名著，每一種印出時，必把錯字一一改正后，給我一冊作為紀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從湖北干校回京時，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遷居沙灘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許多搞文學的朋友。湖南人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相處既近，接觸機會也更多。幾個人且經常同在沙灘附近小飯店同座共食。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學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點“五 四”影響，來到北京，為繼續接受文學革命熏陶，引起了一 點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來的。當時這種年輕人在紅樓附近地區住下，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致還多數倍。

　　有短短時期就失望離開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載的，有的對于文學社團發生興趣，有的始終是單干戶。共同影響到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各有不同成就。

　　近人談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處時，多只贊美他提倡的“學術自由”，選擇教師不拘一格，能兼容并包，具有遠見與博識。可極少注意過學術思想開放以外，同時對學校大門也全面敞開，學校聽課十分自由，影響實格外深刻而廣泛。這種學習方面的方便，以紅樓為中心，幾十個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潑文化學術空氣，不僅國內少有，即在北京別的學校也希見。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學術上的自由空氣，必需肯定學校大門敞開的辦法，不僅促進了北方文學的成就，更醞釀儲蓄了一種社會動力，影響到后來社會的發展。

　　因為當時“五四”雖成了尾聲，幾個報紙副刊，幾個此興彼起的文學新社團，和大小文學刊物，都由于學生來自全國，刊物因之分布面廣，也具有全國性。

　　我就是在這時節和翔鶴及另外幾個朋友相識，而且比較往來親密的`。記得煒謨當時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別受學校幾位名教師推重，性格比較內向，興趣偏于研究翻譯，對我卻十分殷勤體貼。其文則長于辦事，后來我在《現代評論》當發報員時，其文已擔任經理會計一類職務。翔鶴住中老胡同，經濟條件似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幾個書架，中外文書籍都比較多，新舊書分別擱放，清理得十分整齊。興趣偏于新舊文學的欣賞，對創作興趣卻不大。三人在人生經驗和學識上，都比我成熟得多，但對于社會這本“大書”的閱讀，可都不如我接觸面廣闊，也不如我那么注意認真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