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尋的“苦惱”》中作者為寫作得罪過很多人，也吃過很多虧，然而，為了老百姓的那一聲歡呼，我一直放不下自己那顆春蠢欲動的寫作心。

　　我是一個從事新聞、散文、小說等業余寫作近三十年的無名之輩。三十年來，承蒙編輯錯愛，先后已在各級報刊發了1000多篇敝帚自珍的小文章。我想，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余的;不管是著名的還是無名的，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夠在正規報刊發表出來，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可是，誰又能知道，如今的我，就是因為曾有幾篇破文章，不僅得罪過領導，招來了“橫禍”，使我的生活一度陷入苦惱，而且還影響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運呢。不信你瞧——

　　80年代，在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把飼養生豬牛羊雞鴨鵝做為富業，以此來增加家庭收入，讓自己的日子過得舒心一點。畜牧養殖中，絕大多數的農民看中的是養豬，因為在當時的農村，養豬無疑是一項投入少，見效快，收益高的致富門路。不過，農民也有后顧之憂，怕的是精心飼養的生豬染上瘟疫病，這個要是政府防疫跟不上，有時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有一年，全鄉境內持續發生流行性豬瘟疫，農戶飼養的生豬，一頭頭地死去了，慘重的損失，挫傷了廣大農民養豬的信心。針對這一實際問題，我寫了一篇題為《牲畜防疫，不可忽視》的言論文章，發表在《安徽科技報》二版頭條上。目的就是呼吁有關部門和領導能夠高度重視，認真做好農村牲畜防疫工作，以激發農民發展養畜事業的積極性。

　　文章見報的第二天，縣里的一位分管副縣長，認為文章是在對他臉上抹黑，讓他面子無光，隨即打電話給城郊區，質問作者是哪個鄉鎮的，并指示區領導對作者要進行“認真調查，嚴肅處理”。那時，我在城郊區管轄下的一個鄉鎮辦公室上班。這天上午，我在門外，只聽辦公室電話“當啷啷”地響了起來，我趕忙進去接電話。我拿起話筒，聲音很熟悉，是區辦公室沈主任打過來的，他說讓我馬上到他辦公室去一趟，有事當面告訴我。我放下電話，和辦公室的同事打過招呼后，忐忑不安地騎著自行車，趕到20多公里以外的城郊區駐地。

　　自行車停好后，我直接去了沈主任的辦公室。沈主任是一個文人，寫作功底很深，是我的啟蒙老師，我一直敬重他，他也非常喜歡我。進到屋里，屁股還沒沾上板凳，我就急吼吼地問他：叫我來有什么事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是那篇文章惹禍了。接著，他還給我分析了文章的嚴重性，尤其是會影響到那位副縣長的政績，對此，副縣長非常惱火。

　　沈主任見我神色十分緊張，話鋒一轉，過來安慰我說：“這事你也不要過于害怕，我會替你出面‘擺平’的。”最后他還提醒我：“以后寫東西要長點心眼，要多栽花，少栽刺，免得惹火燒身，帶來沒必要的麻煩事。”聽了沈主任的話，我十分感激，連連點頭，表示以后會注意的。打那以后，我以寫詩歌、散文為主，很少寫言論文章了，而筆從示停過。

　　我是屬虎的，卻有豬的屬性——記吃不記打。90年代初，我的家鄉實行殯葬制度改革，農田里的一座座墳包，在政府的號召下，先后都被夷為平地，騰出更多的土地給農民耕種，大大減少了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實際問題。但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農村走親訪友的路上，無意中看到農田里原已鏟平、化作耕地的墳墓，又重新包了起來，這樣“平墳還田”豈不是前功盡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