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尋的“苦惱”》中作者為寫作得罪過很多人,也吃過很多虧,然而,為了老百姓的那一聲歡呼,我一直放不下自己那顆春蠢欲動的寫作心。

我是一個從事新聞、散文、小說等業余寫作近三十年的無名之輩。三十年來,承蒙編輯錯愛,先后已在各級報刊發了1000多篇敝帚自珍的小文章。我想,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余的;不管是著名的還是無名的,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夠在正規報刊發表出來,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可是,誰又能知道,如今的我,就是因為曾有幾篇破文章,不僅得罪過領導,招來了“橫禍”,使我的生活一度陷入苦惱,而且還影響了我一生的前途和命運呢。不信你瞧——
80年代,在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把飼養生豬牛羊雞鴨鵝做為富業,以此來增加家庭收入,讓自己的日子過得舒心一點。畜牧養殖中,絕大多數的農民看中的是養豬,因為在當時的農村,養豬無疑是一項投入少,見效快,收益高的致富門路。不過,農民也有后顧之憂,怕的是精心飼養的生豬染上瘟疫病,這個要是政府防疫跟不上,有時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有一年,全鄉境內持續發生流行性豬瘟疫,農戶飼養的生豬,一頭頭地死去了,慘重的損失,挫傷了廣大農民養豬的信心。針對這一實際問題,我寫了一篇題為《牲畜防疫,不可忽視》的言論文章,發表在《安徽科技報》二版頭條上。目的就是呼吁有關部門和領導能夠高度重視,認真做好農村牲畜防疫工作,以激發農民發展養畜事業的積極性。
文章見報的第二天,縣里的一位分管副縣長,認為文章是在對他臉上抹黑,讓他面子無光,隨即打電話給城郊區,質問作者是哪個鄉鎮的,并指示區領導對作者要進行“認真調查,嚴肅處理”。那時,我在城郊區管轄下的一個鄉鎮辦公室上班。這天上午,我在門外,只聽辦公室電話“當啷啷”地響了起來,我趕忙進去接電話。我拿起話筒,聲音很熟悉,是區辦公室沈主任打過來的,他說讓我馬上到他辦公室去一趟,有事當面告訴我。我放下電話,和辦公室的同事打過招呼后,忐忑不安地騎著自行車,趕到20多公里以外的城郊區駐地。
自行車停好后,我直接去了沈主任的辦公室。沈主任是一個文人,寫作功底很深,是我的啟蒙老師,我一直敬重他,他也非常喜歡我。進到屋里,屁股還沒沾上板凳,我就急吼吼地問他:叫我來有什么事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是那篇文章惹禍了。接著,他還給我分析了文章的嚴重性,尤其是會影響到那位副縣長的政績,對此,副縣長非常惱火。
沈主任見我神色十分緊張,話鋒一轉,過來安慰我說:“這事你也不要過于害怕,我會替你出面‘擺平’的。”最后他還提醒我:“以后寫東西要長點心眼,要多栽花,少栽刺,免得惹火燒身,帶來沒必要的麻煩事。”聽了沈主任的話,我十分感激,連連點頭,表示以后會注意的。打那以后,我以寫詩歌、散文為主,很少寫言論文章了,而筆從示停過。
我是屬虎的,卻有豬的屬性——記吃不記打。90年代初,我的家鄉實行殯葬制度改革,農田里的一座座墳包,在政府的號召下,先后都被夷為平地,騰出更多的土地給農民耕種,大大減少了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實際問題。但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農村走親訪友的路上,無意中看到農田里原已鏟平、化作耕地的墳墓,又重新包了起來,這樣“平墳還田”豈不是前功盡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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