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為何文天祥被期待的死亡？我們通過小編整理的下文來了解相關的信息。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殘酷和他的不屈和節烈，而江南故國自己人對其殉國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終被押上刑場。

　　文天祥從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舍生取義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決心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為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餓死真吾志，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后，卻沒有餓死，由于家鄉已過，押解人按著鼻子灌食，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世人關注下悲壯而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中國”的無數官宦要么被殺，要么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并非不愛國，甘愿接受異族統治，但他們自己不原意犧牲，那是“肉食者”當大官者們的事，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中國”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也許，他們是害怕又出現一個“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文天祥贛州起兵勤王時，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參加抗元斗爭事業，作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很快卻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里，并“躲過”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機會。

　　這位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文天祥押送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將《生祭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經過的自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墻、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知，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并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并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后“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后，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并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