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為何文天祥被期待的死亡?我們通過小編整理的下文來了解相關的信息。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殘酷和他的不屈和節烈,而江南故國自己人對其殉國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終被押上刑場。
文天祥從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舍生取義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決心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為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餓死真吾志,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后,卻沒有餓死,由于家鄉已過,押解人按著鼻子灌食,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世人關注下悲壯而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中國”的無數官宦要么被殺,要么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并非不愛國,甘愿接受異族統治,但他們自己不原意犧牲,那是“肉食者”當大官者們的事,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中國”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也許,他們是害怕又出現一個“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文天祥贛州起兵勤王時,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參加抗元斗爭事業,作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很快卻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里,并“躲過”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機會。
這位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文天祥押送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將《生祭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經過的自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墻、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知,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并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并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后“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后,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并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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