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后，他的小說創作無論題材、人物還是敘事方式、情感格調，都與“傷痕”、“反思”文學拉開了距離，顯示出“陌生化”的傾向。他始終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史價值的命題，他使人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認識。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的出現絕不僅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義，而更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所作的開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認為劉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時期小說的開山之作，但從新的視角分析，1980年發表在《北京文學》l0月號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義的小說。正如馬風所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里擎著《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讓人們看到了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從選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與“十七年”形成的小說創作態勢表現出格外明顯的差異和隔膜，這一點恐怕是以《傷痕》和《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所無法相比的，汪的小說促使人們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說”。同期美國的一所大學把《受戒》編入教材，將它作為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標本。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氏小說是一種新筆記體小說，它體現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這種自由、隨意的文體將文學從一種既定的對客體的認識手段轉化為對主體的自我體驗，正在這一點上，它開拓了現代小說的天地。它的價值或許在于“它為今后的形態發展進行著藝術準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于詩意的概括，揭示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變革的可能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實驗性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先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