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無論題材、人物還是敘事方式、情感格調(diào)，都與“傷痕”、“反思”文學拉開了距離，顯示出“陌生化”的傾向。他始終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史價值的命題，他使人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認識。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的出現(xiàn)絕不僅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義，而更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所作的開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認為劉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時期小說的開山之作，但從新的視角分析，1980年發(fā)表在《北京文學》l0月號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義的小說。正如馬風所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里擎著《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讓人們看到了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從選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與“十七年”形成的小說創(chuàng)作態(tài)勢表現(xiàn)出格外明顯的差異和隔膜，這一點恐怕是以《傷痕》和《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所無法相比的，汪的小說促使人們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說”。同期美國的一所大學把《受戒》編入教材，將它作為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標本。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氏小說是一種新筆記體小說，它體現(xiàn)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這種自由、隨意的文體將文學從一種既定的對客體的認識手段轉(zhuǎn)化為對主體的自我體驗，正在這一點上，它開拓了現(xiàn)代小說的天地。它的價值或許在于“它為今后的形態(tài)發(fā)展進行著藝術(shù)準備。它在藝術(shù)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于詩意的概括，揭示著小說審美關(guān)系和敘事形態(tài)變革的可能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實驗性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先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