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聯(lián)大。1939年，他從上海經(jīng)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學，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數(shù)學一般，作文突出，喜歡畫畫，在中學屬于偏科學生，報考由清華、北大、南開合并而成的西南聯(lián)大，多少抱有一些碰運氣的心態(tài)。他當時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如此則后來的汪曾祺就應該是一個畫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qū)，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zhàn)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卻這樣自問自答:“我尋找什么?尋找瀟灑。”

　　在那個時期，辦學條件非常艱苦。西南聯(lián)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學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條件確實說不上好。汪曾祺讀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學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邊，土墻草頂，汪曾祺說:“土墻上開了幾個方洞，方洞上豎了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挨著土墻排了一列雙人木床，一邊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沒有的。兩個裝肥皂的大箱子，既是書桌，也是衣柜。”和汪曾祺同睡一張床的是一個歷史系的同學，雖說是上下鋪，但兩人幾乎等于不認識，汪曾祺說:“他是個很守規(guī)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時作息。我是個夜貓子，每天在系圖書館看一夜書，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寢時，他已經(jīng)在校園樹下苦讀英文了。”

　　教學區(qū)也同樣簡陋。教室是土墻、涂上綠漆的鐵皮屋頂，汪曾祺說:“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著，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才開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