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個銜接現、當代的作家,在創作中他立足于知識分子民間立場,為我們再現了一個真實的民間,在當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來讀，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純正，語淡味厚，這當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來更多是師于心的緣故。我讀文章詩詞，小時候看字詞文藻，漸漸看通篇的筆法，到現在則頗留意文章的氣脈，與其說是看文章，不如說是看人。

　　古今的文人，可欽嘆的人格大抵只有兩種：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氣，卻少一份傲骨，所以總是飛揚著，是“浪漫主義”罷了。文人絕世獨立的風骨狷骨，大抵為陳公“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詩句道盡。另一種至柔的人格，想想還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種“愿替眾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稱作“詩圣”，于此可見一斑。至硬與至柔，可以算得上偉大。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又有許多不偉大卻可親可愛的人格。

　　汪曾祺其人，溫厚而淡泊。這一種溫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種種繩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見天性溫厚淡泊的人，尤其難能可貴。

　　文章憎命達，對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蘇軾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國文人最典型的三種姿態。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飛揚跋扈，仙風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脫，更像是一種逃避，一個抵御世事無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黃河冰塞川”了。讀李白的詩，因其至坦至誠，所以能讀出許多的矛盾，讓人倍感親切——他寫“我輩豈是蓬蒿人”，又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這雖然是因為他自恃懷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聞”，但多少總還是能讓人品出一絲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說到底，李白只是一個不通世故，卻又固執于自己的才華，夢想著摶云直上，卻又不出意外地到處碰壁的人。他的狂傲來自他的固執，他的抱負，這樣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間跌得鼻青臉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