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

　　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并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五十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谷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想把己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份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復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著出書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干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滿服氣，不斷笑著點頭自語：“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志任編輯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