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沈從文先生的學生，在西南聯大讀過書，1949年以前就寫過《復仇》、《雞鴨名家》等很別致的小說。1949年以后主要精力投放在戲劇創作上，是京劇《蘆蕩火種》的執筆人。這個劇后來成為樣板戲之一的《沙家浜》。

　　他重新寫小說，是在七十年代末。作品發表后，有見識的讀者和評論者，都有一種驚奇，覺得總在作深沉、痛苦狀的文壇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風氣。但卻因他的作品一般都遠離現實生活，又無重大、敏感的主題，并未立即產生大的轟動，到顯得有點過于平靜。他是越到后來越被引起注意的。當那些名噪一時的作家和紅極一時的作品失去初時的魅力與轟動效應而漸歸沉寂時，他與它的作品反而凸現出來。在此后的許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

　　汪曾祺基本上屬于一個地域性作家。他把絕大部分篇幅交給了三四十年代江蘇高郵地區一方土地。

　　誰也無法批評長期占據一方土地而經營他的文字世界的汪曾祺。一，他雖然將自己的作品的內容限制在一區域內，但他并不向他人提倡地域主義，盡管他是率先體現地域性的，但后來有那么人蜂涌而上，則與他無關;二，他很得當、很有分寸地體現了地域性，未去一味擺弄地域性;三，他是帶著一種現代的、永恒的美學思想和哲學態度重新走向地域的，地域只不過是他為他的普遍性的藝術觀找到的一個特殊的表現場所而已。

　　《受戒》如此，《大淖記事》、《故里三陳》等等莫不如此。地域性非但沒有成為障礙，反而成為施展人性、顯示他美學趣味的佳境。

　　當許多年輕作家拜倒在現代觀念的腳下、想法設法尋找現代人的感覺、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現代氛圍時，汪曾祺的作品卻倒行逆施，追憶著過去，追憶著傳統，追憶著原初，給人們釀出的是一股溫馨的古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