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國最偉大的散文家之一，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淡然的人生態度為讀者構建出了一個唯美，明麗，自然的文學世界。他的散文深得古典散文遺韻，凡事皆可成為文章素材，語言多用白描，于平淡見真蘊 于風俗中見潔雅。天然而不失于雕琢， 古樸而不流于粗糙。 下面一起來欣賞下!

　　純文學，是漢語詞匯，包含三種含義，第一種是與古代“文學”概念相對的現代獨立的文學學科觀念;第二種是指與工具論文學觀相對立的自律的審美的文學觀;第三種是與商業文化相對抗的文學觀。對于人類精神的深入探討不斷揭示了精神王國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個嶄新的、陌生的、難以用世俗語言表達的、與我們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對稱的廣大無邊的世界。

　　縱觀整個文學史，文學淪為附庸的時候不在少數，比如，在抗戰時期的左聯文學，文革時期的文革文學都將文學作為了政治的附庸。縱觀汪曾祺的所以散文，幾乎未曾涉獵政治問題，更不曾出現過一篇為政治歌功頌德，對政府大加吹捧的文章，而正是這點，使得他同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在建國到八十年代當中始終被排除于主流文學之外，不曾獲得更多發表文章的機會。

　　從1980年8月改定《受戒》到第二年的8月，汪曾祺發表的小說就有十多篇，《歲寒三友》、《寂寞和溫暖》、《晚飯后的故事》、《大淖記事》、《七里茶坊》等。這些小說有一個共同的傾向―― 與社會大動向無關，而都指向一種“被美化了的生活”。“‘美化’生活就是他那個時期的‘創作主旨。’”這與“傳統”或“正統”的小說觀念是相悖的，是一種徹底的逆反和顛倒，呈現出“非功利性的主題、非重大性的題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時代性的格調”的特點。這是對“十七年”文學所確立起來的文學規范的一次脫離，但“其意義遠遠不止是‘十七年’很流行的那句‘推陳出新’的倡導所能包容的，這是對沿襲多年(不限于‘十七年’)因而難免陳跡斑斑的傳統和正統的小說觀念(而其實質乃是文藝觀念)所進行的一次試探性地沖擊和小心謹慎地較量。”雖然只是通過一篇小說表現出來，但這種“微弱”的較量所帶來的卻是“天翻地覆”，其實是對新時期文學觀念的一次“受戒”，使新時期的作家們開始在文學創作上向“美學規律”靠攏和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