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以情緒結構小說，從而大大激活了讀者的審美激情，表現出人文化、寫意化、抒情化的敘述趣味。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汪曾祺的“純小說”創作論文，歡迎大家閱讀!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中國現當代文壇的文學巨匠，他的創作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現代小說高峰的到來有著潛在的影響，對新時期的尋根派、先鋒派小說也起著一定程度的先導作用。“一個作家的風格總得走在時尚前面一點，他的風格才有可能轉而成為時尚。追隨時尚的作家，就會為時尚所拋棄。”⑴汪曾祺創造的時尚，很重要的一點即對“純小說”創作觀的提倡和實踐，它促使當代文壇從注重意識形態觀念化的影響向對文學藝術自身關注的轉變，為中國當代文學品格整體提升奠定了基礎。

　　一、汪曾祺“純小說”創作觀的形成

　　1939年夏，汪曾祺輾轉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40年代的西南聯大校園受到20世紀西方小說觀念變更的強烈沖擊。對汪曾祺的創作影響最大的是卞之琳的譯介文學。任教于西南聯大的卞之琳在寫于1943年的《紀德和他的<新的糧食>》一文中闡發蘇臺(Paul Souday)的話說：“蘇臺在他的《紀德論》一書中講到《浪子回家》一書是紀德的最美的一本書，說它是詩與哲學的結合，其實紀德的每一本書都是詩與哲學的結合。”⑵汪曾祺在40年代正是借助紀德詩與哲理結合的小說來研究“純小說”，開始他關于現代小說觀念的思考的。

　　紀德所謂的“純小說”是指：“取消小說中一切不特殊屬于小說的成分。正像最近照相術已使繪畫省去一部分求正確的掛慮，無疑留聲機將來一定會肅清小說中帶有敘述性的對話，而這些對話常是寫實主義者自以為榮的。外在的事變，遇險，重傷，這一類全屬于電影，小說中應該舍棄。即連人物的描寫在我也不認為真正屬于小說。”⑶紀德這種文學思想，對汪曾祺的文體觀念有不容置疑的影響，不僅在20世紀40年代，而且在其80年代復出后的作品中有鮮明的體現。

　　在這所謂的“純小說” 中，一切小說體裁中既有的元素――情節、對話、人物――在紀德看來都是“應該舍棄”的。汪曾祺也同樣認為“許多本來可以寫在小說里的東西老早就有另外方式替代了去。比如電影，簡直老小說中的大部分，而且是最要緊的部分，它全能代勞，而且比較更準確，有聲有形，證諸耳目，直接得多”⑷。汪曾祺主張小說應該借鑒詩歌、散文以及戲劇的成分，力圖為小說“改一改樣子”，倒是使他的小說觀念呈現為一種可以效法的兼容性，他對于詩與散文成分的強調正是試圖為小說賦予一個更寬泛的尺度，從而為詩化小說的形式確立觀念基礎。

　　英國文學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文學觀對汪曾祺現代小說觀念的影響也不容置疑。伍爾夫在《論現代小說》一文中對傳統小說中所表現的“生活”發出質疑，認為為了證明故事具有生活的逼真性所花費的大量勞動，不僅是一種浪費，而且還由于錯置而導致晦暗和遮蔽住了思想的光芒。她認為：透過表象，生活似乎遠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