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沙家浜》是關于汪曾祺的專著，試圖依托真實可信的材料，結合文學界、史學界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還原汪曾祺參與創作《沙家浜》等“樣板戲”的事實真相。

　　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結束在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長達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回到北京，調任北京京劇團專職編劇。1963年冬，他與楊毓珉、肖甲、薛恩厚一起，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為現代京劇，如同林斤瀾所說：“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集，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復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從某個角度說來，所謂“八個樣板戲”，首先是源于現代京劇《紅燈記》和《沙家浜》，這兩個戲都是由滬劇改編而成，并且，這兩個滬劇本都是由江青看中，進而于1963年先后分別推薦給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團的。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時間里江青接連選中兩個滬劇改編為現代京劇，直至后來立為“樣板戲”，她很是動了一番腦筋的。首先，就劇種來說，滬劇僅流行于滬、江、浙一帶，受眾面遠不及京劇那樣寬廣。其次，就題材而言，這兩個戲都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為推翻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設獨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表現出驚天地、泣鬼神、前赴后繼、頑強戰斗、不怕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第三、戲劇是面向廣大民眾的群眾性藝術，這兩個戲都具有情節曲折生動、人物性格鮮明、戲詞明白曉暢、藝術手法新穎別致等特點，易于觀眾接受，便于廣泛流傳。第四、這是最重要的，兩個戲所具備的極具戰斗性的主題，呼應了毛澤東剛剛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江青有把握斷定，把這兩個戲抓好了，既肯定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也定然能推動本人政治地位的上升，為她后來成為“文藝革命旗手”積累一筆重要的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