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當代的文學史，汪曾祺的地位有些尷尬，在潮流之外，在專章論述之外，常常處于“還有”之列。“還有”在文學史的編寫范疇中，常常屬于可有可無之列，屬于邊緣，屬于后綴性質，總之，這樣一個大師被遮蔽了，為何會如此呢?

　　汪曾祺的文學史意義

　　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后，他的小說創作無論題材、人物還是敘事方式、情感格調，都與“傷痕”、“反思”文學拉開了距離，顯示出“陌生化”的傾向。他始終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史價值的命題，他使人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認識。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的出現絕不僅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義，而更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所作的開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認為劉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時期小說的開山之作，但從新的視角分析，1980年發表在《北京文學》l0月號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義的小說。正如馬風所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里擎著《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讓人們看到了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從選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與“十七年”形成的小說創作態勢表現出格外明顯的差異和隔膜，這一點恐怕是以《傷痕》和《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所無法相比的，汪的小說促使人們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說”。

　　同期美國的一所大學把《受戒》編入教材，將它作為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標本。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氏小說是一種新筆記體小說，它體現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這種自由、隨意的文體將文學從一種既定的對客體的認識手段轉化為對主體的自我體驗，正在這一點上，它開拓了現代小說的天地。它的價值或許在于“它為今后的形態發展進行著藝術準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于詩意的概括，揭示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變革的可能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實驗性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先鋒派”。

　　汪曾祺對新時期小說觀念發生影響的同時，也以“小說寫什么”給人們以啟發。汪曾祺的小說題材絕大多數取自民間，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為背景，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通常意義上不真實的故事，在民間卻會有另一種評判標準，也自會有一種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間并不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放棄，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識分子精神獲得更有意義的一種存在形式，關鍵是看知識分子以怎樣的價值立場和方式走向民間。

　　汪曾祺試圖在民間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與民間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機勃勃的文化因素聯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價值立場變得更有現實意義。他說：“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受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在《歲寒三友》、 《大淖記事》、《藝術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對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禮贊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這種人道主義追求，反映了整個民族在經歷了一場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撫慰與精神追尋。

　　認為汪曾祺走向民間就失去了啟蒙精神和放棄了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對“民間”與“啟蒙”的過于簡單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識分子精神與民間精神的聯系中不斷賦予民間以新的內涵。正如陳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的民間化傾向時指出，“民間立場并不說明作家對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的放棄，只是換了知識者凌駕于世界之上的敘事風格，知識者面對著無限寬廣、無所不包的民間的豐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軟弱和渺小，他們一向習慣于把自己暴露在廣場上讓人敬慕瞻仰，現在突然感到將自身隱蔽在民間的安全可靠：以民間的偉大來反觀自己的渺小，以民間的豐富來裝飾自己的匱乏，他們不知不覺中適應了更為謙卑的敘事風格。”不可否認，汪曾祺對民間文化懷有強烈的情感認同，然而，這種認同并沒有導致他放棄一個現代作家對民間文化應有的批判姿態，喪失現代性立場。民間文化中固然有許多民主性的精華，但是這些精華往往又和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藏污納垢的獨特形態”。汪曾祺在紛然雜陳的民問文化形態面前，保持冷靜的頭腦，對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現出作家對民間文化形態中潛在的國民劣根性始終充滿深刻的憂慮。汪曾祺關注的民間是“文人化”了的民間，這使他和劉紹棠、莫言等相區別。

　　汪曾祺小說的回憶性題材刻意反映民間生存狀態，應和了現代主義作家從遠古、從原始狀態中尋找人性的對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誘發了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尋根小說的產生，對尋根文學“原始生命派”、“憂患派”對生命內質的探索，對生命體驗的傳達，對人性的重建都有著啟發意味。當然他們走得更遠，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從鐘阿城、賈平凹、韓少功等人的小說中，都可以尋找到一點汪曾祺的痕跡，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間”雖然是一個離開今天有一定距離的民間，但畢竟還是一個今人所熟悉的實體，而尋根作家尋得的民間卻是已帶有非本土特征的觀念意義上的民間。

　　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中國現代派文學具有先導意義。“傳統/現代”、“中/西”的沖突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境。汪曾祺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但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聯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對現代小說的創作進行了系統理論思考及大膽實踐。

　　汪曾祺的現代性因素中，最顯著的莫過于他對傳統語言觀、小說敘事風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著強烈的語言意識的作家，對新時期現代小說發生深刻影響的是他的“語言游戲”和“近似隨筆”的寫法。汪曾祺極力主張打破小說、詩歌和散文的界限，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沖決，并將這種理念融匯到他的創作中去。汪曾祺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情緒，消解故事情節，強調小說氛圍營造，推崇客觀原則，以及作者與讀者同構的美學觀，為中國小說的進一步現代化開辟了道路，成為新時期小說文體的先鋒人物。汪曾祺認為語言是本質的東西，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將語言由工具論提升到本體論。如果說汪曾祺對小說語言文化性的探尋還只是實現了新時期小說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話，那么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則是對傳統小說觀念的一次徹底性的顛覆。

　　作為這種顛覆的直接標志就是“先鋒文學”的產生。馬原被認為是新時期先鋒小說的開拓者，但新時期以來，將小說與游戲最先結合起來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時期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開放的多元的新時期。雖然“先鋒文學”主要受國外“橫向移植”的影響，受汪曾祺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和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恰好充當了先鋒文學的肇始者和開山人，其給予“先鋒文學”的點化和啟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汪曾祺的“語言游戲”開辟了一個文學新時代。 汪曾祺強調“一個當代中國作家應該是一個通人”。“我們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學的打通工作”，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溝通古今中外文學的工作。他自己就是這種打通工作的倡導者、實踐者。汪曾祺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主要是西方影響)并不矛盾，堅持20世紀的文學應更廣地接受西方影響。但他不贊成中國有所謂純粹的現代主義文學，認為新時期一些小說家借鑒了“荒誕”、“新寫實”、“實驗”等觀念而意欲完全擯棄傳統，這不是明智之舉。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標榜傳統，也不無度地認同現代，主張應從世界獲得文學先鋒性的資源，但他強調這種吸納如不在中國體驗中找到結合點，就不能立足存活。

　　汪曾祺不贊成把現代派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他一再重申：“關于現代派，我的意見很簡單：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接受外來影響，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派的某些表現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汪曾祺對先鋒派文學革命的矯枉過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的認識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具有獨創性，都無法脫離傳統。傳統總是潛移默化地滲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深處。作家只有在對傳統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才能使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在對傳統的態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樣持簡單的否定方式，而是呼吁復興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學。

　　汪曾祺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當代作家。和傳統文化脫節，在他看來“是開國以后當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達默爾說：“傳統并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并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他主張：“時間距離并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事實上，重要的問題在于把時間距離看成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文人傳統的“復活”與“轉化”。“復活”是針對很長時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傳統的“斷裂”而言的，“轉化”則是指接受者賦予傳統以“當代性”。汪曾祺是用現代意識觀照傳統，對傳統進行了跨時代的打通融匯和借鑒，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傊?，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是經他豐富了內涵的新型的現實主義，新的民族傳統，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現代主義小說理想是“通過純粹中國的氣派與風格來表現的”，汪曾祺的現代小說理想是融匯了東西方美學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復出，新時期的文學才真正接通與40年代文學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有人把他歸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義。如果以20世紀30年代京派作家為參照系，可發現現代文學對汪曾祺的影響以及他融人自己藝術個性上的重構，大體有如下幾點：其一，京派文學作品中凝結了西方人道主義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本思想，偏重于表現長期凝固在鄉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強力和自然的質樸單純，這在汪曾祺的新時期小說中都有所表現。此外，我們會發現汪曾祺與沈從文代表風格體現出中西方文化交匯的特點。其三，京派作家使魯迅開端的抒情寫意小說文體走向一個新階段，汪曾祺將西方文學中紀德、里爾克、阿索林等的詩體小說、散文體小說與以廢名、沈從文等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說進行融匯，他的小說趨向詩化和散文化，淡化情節結構，融匯傳統繪畫的技法，注意詩意的建構和意境的營造，把中國抒情小說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可以說，從“五四”到“新時期”，中國現代抒情小說這條審美線索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汪曾祺是個不可或缺的連接點。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青年作家，如賈平凹、鐘阿城、何立偉等，在創作上呼應著汪曾祺，使抒情小說在新時期獲得了迅猛發展，這是當代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

　　綜上所述，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深遠的，但這種影響又是不自覺的，正如他并不刻意追趕“現代”而具有現代意義。我們從汪曾祺的小說中可見莊子、歸有光、契訶夫、阿索林、紀德、里爾克、伍爾夫、魯迅、廢名、沈從文等古今中外文學家的影子，這使他的小說成為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與40年代現代文學的一個“中介”。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時表現出鮮明的藝術個性。他繼承傳統又打破了傳統，進行了多元化重構，小說有這樣寫的嗎?一時間爭議紛起。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汪曾祺是個很難歸類的獨特的小說家。所以說，你根本無法用某一種定義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說，它就是它，無法復制，不可重述。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