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汪曾祺以散文筆調寫小說，寫出了家鄉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于地方特色。下文是有關他的短篇小說資料知識，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汪曾祺短篇小說篇1：汪曾祺小說選讀后感范文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記錄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滅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語皆情語。初讀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復仇》、《老魯》，還是其他的作品總有一股淡淡的韻味縈繞在心頭。一切語句中都有著氣氛，人性的氣氛。不直接描寫人物，只憑著這些氣氛使讀者體會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在字里行間都浸透了人物，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貫徹的。

　　我認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壞了散的自然與純潔，散的意便會化散開去，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說：“我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而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沒有一種深邃的體會，不對自己所創作的作品懷有一種強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幾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處是沒有意識到豐富的人生閱歷，復雜的心路歷程，百態的人性面目對他的創作產生怎樣深遠的影響，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嚴緊的小說，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鐵箍捆綁住的南瓜，最終只能面臨爆炸。信馬由韁，為文無法，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發言為詩。”詩是一種最普遍的藝術，如陽光一般散落在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詩的最本質特征是抒情美。無論是小說、散文、戲劇、最優美之處，無不閃現出詩的光環來。因而詩是文學中的文學。在藝術領域中，詩無處不在。詩美是藝術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體現。詩的美也不時出現在非文學藝術的領域中，科學著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狀態、工作狀態中也散發出智慧光彩都有詩的蹤影。詩并不只是在詩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學樣式和藝術類型的共同質素。所以，詩是一種普遍的藝術。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細品其中飽含詩的韻味美與節奏感。文章中無不洋溢著對未來生活的期待與向往，正是詩人的典型特點：無論如何堅持也要沖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劃為右派，他也仍然堅守著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詩，這正是對這本小說選的最佳詮釋。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對于人性的解釋即對于真善美的詮釋，作者個人的感情的宣泄、表達也就自然包括其中。這都融入一個“情”字，這既表達了作者對世界的善惡觀、是非觀，又從某種角度中體現了作者對社會底層百姓的描寫。情于民間，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無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話可說，有事可敘。汪先生的《老魯》、《雞鴨名家》、《大淖記事》正是這樣反映民間事的佳作。

　　散、詩、情，只留下了《雞鴨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陳長庚，《故鄉三陳》里的三陳，《徙》里的一輩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歲》里總是穿藍布二馬裾吃草爐燒餅的八千歲，以及《大淖記事》里的老錫匠、年輕的十一子與巧云。

　　汪曾祺短篇小說篇2：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管窺

　　閱讀汪曾祺的小說，會給人一種特別的觀感，就是他的小說里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起承轉合，也沒有起伏高潮。掩卷拂思溢滿心間的只是一種感覺、一種氛圍、一種生活的印象;思維中飄蕩的也只是一種恬靜、閑適、淡遠的味道。可以這樣說，在他的小說中不追求對生活世界的描繪，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在意小說情節的渲染，孜孜以求的卻是詩化、散文化的抒情性小說表現。

　　所謂的散文化小說其實就是抒情性小說、非戲劇性小說，也就是說抒情性、結構的非戲劇性是這種散文化小說的核心特征。本文將從汪曾祺小說的抒情性和非戲劇性兩個方面的特征來對其小說的散文化進行剖析。

　　一 抒情性的小說

　　通常情況下散文都是具有一定的抒情意味的，傳統小說更是注重故事性，少有抒情性的表達，然而汪曾祺創作的雖然是小說，卻很難用小說的要素去衡量他的小說內容，這源于其散文化的追求，其主動、有意為之使小說成為充滿抒情味道的小說。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說：“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把散文、詩融入小說。”并且還說：“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并無墻壁。”形象地說明了小說、散文、詩的融合。實際上，他的小說就是那種有散文的純情，又有詩的蘊意的小說畫圖。

　　1 詩意氣氛

　　提起抒情，似乎總是要和愁苦、感傷或者是喜悅相聯，然而在汪曾祺的小說中，盡管作者心中也有悲戚、苦痛，但抒情則很少或幾乎不與感傷相關聯，而是特別注重一種詩意氛圍的營造。他用靈動的筆端、簡潔明快的筆法抒寫的是具有濃郁地域風情的藝術世界。通過風俗、民情的描寫，來歌詠他筆下江蘇村鎮水鄉生活的美麗、明秀，贊美江南水鄉人的純真、善良，描繪民俗、民風的自然、淳樸。如《大淖紀事》，開篇便用了較長的篇幅寫了大淖的自然風光、四季時景、風俗民情，這里的人有自己獨特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因而這里的人做事較少受傳統禮教的束縛，猶如詩經里思無邪的境界，是自然天性的流露;這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樣露天吃飯、大步走、齊步走、齊聲喊號子。“這里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花轎手、吹鼓手在這里是掙不到錢的……有的姑娘、媳婦相與了一個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錢買花戴，但有的不但不要他們的錢，反而把錢給他花，叫做‘倒貼’”，這些描寫都突出了水鄉的風俗，這樣一種氣氛的烘托是與巧云和十一子的愛情追求和愛情方式相和諧的。這種自然恬然的風俗描寫讓人們很難明確說出這單純的只是一種風俗的敘述，其實這其中也包含著對人物進行描寫的成分。正如汪曾祺所認為的“氣氛即人物”的觀點，一篇小說只要有了氣氛，即使不寫故事、情節，沒有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也可以處處感受到小說中人物活動的氣息。大淖的草木風情、云淡水清、濃郁的風土人情就是人物形象的顯現，就是人物性格的深層內涵，顯露出的是作者對此情此景的贊嘆和欣賞之情。

　　2 詩化的語言

　　汪曾祺的小說在語言上總是具有詩化的特征，這個特點貫穿于他各個時期的小說創作中，就像他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他的小說語言總是有著詩歌般語言凝練的特點，這樣的語言是可以稱之為詩化的小說語言的。

　　就如《受戒》的結尾：

　　“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

　　這里找不到一個文從理順的完整成句，只是一串有形象、有色彩、可感的詞匯累積，有著長長短短、平仄起伏交替相雜的韻語雜言，但卻在一種文化美的氛圍中如涓涓細流般的一點點地浸入到讀者的觀感中，潛在地沖擊著讀者的直覺體驗。在這簡約、看似閑淡的語言中暗示了明子和小英子的朦朧愛情。這樣的小說語言不在意表現生活的原貌，而是要通過語言的詩化最大限度地賦予語言所能展現的生活原貌之上的人生美感，表達語言背后所暗含的小說敘述中的人物和情節信息。作家注重小說的語言就像注重詩歌的語言一樣，選擇像詩歌語言一樣具有張力的表達，從而讓小說語言具有詩化的意蘊，就像其自述“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結合起來”。小說《陳小手》，平淡、客觀地描述了一個民間男產科大夫陳小手悖謬的人生，搶救了團長夫人母子平安卻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原因就在結尾中團長那出人意料的落后觀念“我的女人摸不得”，而這平淡之中的奇崛之處也恰是在這種詩性語言所蘊含的張力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