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汪曾祺

　　徐卓人

　　汪曾祺一生，寸步沒有離開過中國的世俗，在數十年生活的波濤中，他總是被十分隨意地卷來拋去，在諸多的蕓蕓眾生的故事中，他始終扮演著一個平常老百姓的角色，他甚至認為，當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盡管他年輕時曾向他的老師沈從文流露過他要自殺；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他也曾陷入過深深的苦悶，乃至晚年，曾經一度難以擺脫沮喪與無奈，但他最終接受了現世生活的全部，且顯得波瀾不興。

　　這決定了汪曾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長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別敏感于生活的細節。他總是睜著一雙睿智的眼睛，來看待并關注生活的冷冷暖暖。他的作品無一不忠實于現世生活，他說過：沒有生活的啟發，我就寫不出。彌足珍貴的是，汪曾祺沒有沉緬生活，歷經世俗，由俗而脫俗。汪曾祺將精深的人生體驗賦予了自己的文學，也傳遞給了讀者。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義，于是他也就具備了堅韌的心理承受力。他的這種狀況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說為淡泊。其實這淡泊是對世俗的一種涵化，是他對現世清醒到極至的一種反悖。他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誕離奇制造效果，卻以一種輕聲的嘆息懾服了人。人世間的悲哀，可憐，萎瑣，一切乏人興趣甚至讓人鄙薄的行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筆下，就頓生出脈脈的憐情和綿綿的酸澀，就變成了人類共同的苦惱和弱點的暗示，變成了人性漲落的一種提示。他習慣于把人世間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緩緩化解成那種味，這是一種微甜、微苦、微澀、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種經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齒；歡樂，但不得意忘形。他習慣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惡，這使他與他的文學具有了獨特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