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將禪的思想觀點和禪的意境學融到自己的詩中，他的山水田園詩既有行將消逝的盛世田園的詩意回響，又融匯對心中理想家園的熱烈追求。
王維是盛唐詩壇上最負盛名的山水田園詩人，字摩詰，其名和字都是取自佛教經典《維摩詰經》，人如其名，王維一生都與佛教關系密切，是一位被譽為“詩佛”的虔誠奉佛的大詩人。他的詩歌多為清寂空靈之作。他獨特詩風的形成，勢必與他生活的時代背景、個人的經歷存在緊密的聯系。
一、王維與佛的淵源
王維，出身于官宦世家，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和書香的熏染，能詩善畫，精通音律，多才多藝。早年有儒家治世之抱負，中年具道家隱逸之風采，晚年得佛家治心之精髓，很符合古代傳統士大夫“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理想人格。
王維晚年沉迷佛法，與早年家庭環境有關。溫柔敦厚的母親長年誦經奉佛，潛移默化。其弟王縉是大照禪師的弟子。濃郁的家庭氛圍，深刻影響了王維的思想。
王維信佛還與當時佞佛的社會風氣有關。開元、天寶年間，禪宗大盛。北宗神秀初到長安，曾受武則天、唐中宗禮遇，安史之亂前興盛一時。然而王維信佛，更多地受個人經歷的影響。開元十三年，因伶人舞獅子案受牽連，被貶濟州，任司倉參軍，后經張九齡擢拔。張九齡被貶后，李林甫上臺，政治日益黑暗。王維失去了政治依靠，也失去了早年博取功名的雄心，隱逸思想占據主流。安史之亂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暗疾。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居于普施寺，迫以偽署。”亂后，王維在安史之亂期間任職偽署的事被揭發，面臨重罪。其弟王縉自削官職為兄贖罪，王維僅降為太子中允，后終仕尚書右丞，史稱“王右丞”，此事對他打擊很大。他是一個潔身自好，忠君愛國的人，如果說張九齡的被貶，已使他對政治失望至極的話，這個一生揮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人生污點，更讓他心灰意冷。為報唐肅宗赫宥之恩，也為了調節內心的痛苦，他把全身心投向了佛教，奉佛參禪。
二、佛理對王維的影響
王維是十分精通佛理的詩人，在他生前，友人就評價他是“當代詩匠，又精禪理”。禪宗主張“自性自悟”，強調的是修道者通過自性的頓悟理解佛法大義。這種禪悟與藝術創作中的妙悟，有近似之處。禪宗思想對于形成王維山水田園詩那種“澄澹精致”，“渾厚閑雅”的獨特風格起了積極作用。
禪趣，又叫“禪悅”，是指進入禪定時體驗到的那種輕安寂靜、閑淡自然的意味，體現了禪宗追求“靜心”的宗旨。禪趣，在內容上往往是消極的，但用來表現山水田園的自然美，卻有助于突出自然界清幽、靜謐、肅穆的詩情。王維詩中“空、寂、靜”的境界所引發出的“禪悅”，正是通過“靜中有動”的藝術表現形式顯露出來的。在詩中他對這種精神境界表現得很生動細膩，如《終南別業》：“終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首聯表現出一種孤懷，是形式上的孤獨。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孤獨卻標志著一個從“多”到“一”，進而趨于“無”的演化過程。形式上的“孤”與“無”就成了實質上的無窮無盡，這是只有通過體悟才能獲得的。詩中運用了“水窮”、“云起”兩個意象，從聽覺上拾得流水潺潺的動態片段，于視覺上覓得遙映空闊碧天的靜態畫面，在動與靜的交融中喚起一種靜穆而崇高的通感效應，緩緩的溪水溶入遠處一片悠悠白云，由空靈喚起一種虛無感，因而將自我融入到宇宙的流變之中，瞬刻間深悟物我兩忘的禪趣，構筑了詩的天地，更營造了禪的世界。
再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首聯點明這是一個初秋的傍晚，山雨初霽，萬物一新，它們顯得那么清純，絲毫未受塵世的污染。此時，作者對大自然的感情被激發出來，他以圓滿靈動的自我心性感知它們，盡情體味著宇宙生命的內在律動和心靈深處的空寂之樂，悠然自得。當時他的心中必定懷著一種圣潔的感情，這點感情有點類似于基督教徒所謂的神圣之愛，它融入宇宙的最深處，“空山、明月、泉水、青松、翠竹、青蓮”在此似乎都是純客觀的直觀顯露，但是這類意象由于歷史的積淀，有著空曠、靜謐而又清恬靈秀的內在美學意味。在組合這些群體意象時，詩人以“空山”為核心意象，再配以明月、流水等環繞，形成了以“空山”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眼神的多層次立體空間結構。王維正是以一種更超然的方式審視自然，他將心靈和整個宇宙化合，既不是人的視點，又不是物的視點，而是“心即宇宙”的立場。這顯然是主觀精神力圖同宇宙精神取得同樣的廣延性而達到的禪的藝術境界。在這里，外物與心靈、天與地的界限已了無痕跡，呈現出的是靈光普照，和氣周流的渾融，最能體現這一境界的就是所謂的“涅槃”。在“涅槃”的狀態中，詩人杜絕外物，返歸心靈的心理現象，進入了一種“入睡夢覺，如蓮花開”的充滿禪意的幻境。
又如他的《辛夷塢》，詩中寫道：“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本是生機勃勃的美麗的動態自然景象，卻在絕無人跡的山間旁靜悄悄地自開自落，沒有目的，沒有意識，既不需要人們贊賞它的美麗清新，又不需要人們對它的凋零表示惋惜同情，沒有生的歡樂，也沒有死的悲哀，它們得之于自然，聽不到一絲心靈的震顫，仿佛連時空界限也已經泯滅。這種靜謐空靈的境界正是禪宗所呈現出的禪境，也正是王維藝術中的“動中有靜”的空靈境界。
“動中有靜”中的“動”即達到“悟”，“悟”是一種頓然的經驗。因此，它常被描述為心的一種“掀翻”，就像天平的一端被置于特重的東西而使另一端忽然傾覆一樣，它使一個人從慣有的'緊張狀況中，從虛幻的執著觀念中解脫出來。人類平常用以詮釋生命的整個僵固結構忽然間完全粉碎了，故而有了獲得無限自由的感覺。它是持久而又專注地追求禪的意境之后常出現的一種經驗。同時，“動”也表現了王維空心澄虛，本心清靜的“靜美”。以“動”表“靜”，最后達到物我兩忘的“靜”的境界。“靜”的境界是一種詩意化的氛圍，他們從一跡一境、萬物色相中悟解到禪趣，往往包含某種詩意，王維正是以這種禪趣，豐富了自己詩的意境。
三、佛理與詩心的交融
中國詩歌的最高表現藝術就是“意境”藝術。意境，又叫境界，“境界”一詞是佛教用語，佛經中多次提到境界。佛經中的境界，從一般意義上講，指理想王國，涅槃妙境。王維在意境的創造上更有極高的成就，他追求禪的“物我兩忘，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超然境界”。他的山水詩尤以其藝術上的萬千姿態而引人注目，他選擇的意象豐富，筆法變幻不居，在他之前，還沒有哪一個詩人能與之相比。王維能把意境藝術發揮到神妙的地步，是和受佛理的浸潤是密不可分的。從創作的靈感上講，意境的產生得之于妙悟，而禪道的妙悟與詩道的妙悟本有相通之處。從詩歌意象的特點來看，意境藝術最強調剪裁布置，虛實相生，任何拘泥物象的做法，都不可能有成功的意境。
王維在天寶年間所創作的一些山水詩，在意境的創造上有極高的造詣，其中的《輞川集》絕句組詩尤其被人看做是意境藝術的極致。清代詩人王士禛稱贊這些詩作是“句句入禪”。王維在詩歌中很善于寫“空”、“靜”之景，而其中的“靜”又往往與“空”聯系在一起。如《鳥鳴澗》，此詩是和友人黃莆岳《云溪雜題五首》之一的和詩，描寫了春山月下的靜謐之景，表現出詩人恬靜的心境。首二句寫桂子飄落，春山夜靜。“人閑桂花落”，寫詩人置身山中欣賞夜景，在嫻靜的環境中感覺到桂花在飄落，花落本應無聲，但由于“人閑”，沒有雜亂的聲音干擾，因此能感覺自然界細密的動靜，仿佛春山已空無一人，只有詩人獨自在這萬籟俱寂的山中參禪、習靜，領悟著清新的空氣。后兩句寫月出鳥驚，時鳴春澗，在靜觀中，月亮升起來了，銀輝遍地，一下照亮了山林溝壑，把棲息在林中的山鳥驚醒了，鳥在山間的樹叢中不時地叫幾聲，襯托得春山春澗更幽靜。詩人成功地運用了以動寫靜的藝術手法，在靜謐的整體意境中寫出動態和聲息，襯托出環境的幽靜。王維這樣寫，不僅巧妙運用了藝術手法，更是哲學理念的生動表現，是于動中求靜，宣揚雖動而常靜的禪宗寂滅思想。北朝佛學家僧肇所撰《肇論·物不遷論》說：“必求靜與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王維正是把佛學的理論滲透在景物描寫之中，“求靜于諸動”，宣揚雖動而常靜的寂滅思想。梅花自開自落，歸于寂滅;驚鳥時鳴，鳴后復靜。《鳥鳴澗》寫的就是王維“夜禪”、“習靜”的實踐(“禪”的原意是“靜慮”)。明代胡應麟《詩藪》稱《鳥鳴澗》等詩“卻入禪宗”，說：“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人世間的一切爭逐名利的塵念都在這靜謐的意境中凈化了。
與佛結下不解之緣的王維，一生都在仕途現實與理想信念之間尋找平衡點，最終在佛禪之中尋找到了心靈的歸宿。他雖然混跡于紅塵俗世，卻獲得了身心相離，取得了心靈的自在，凝結了熱情，幽合了心態，與禪的返照內心一拍即合，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抒寫著屬于他自己的幽獨情懷。此外，由于有著對佛禪理念的深刻體味，王維用禪宗的思維方法，豐富和發展了山水田園詩的創作手法，開拓了山水田園詩的領域，最終成了一代“詩佛”，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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