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對《楚辭》的繼承與超越

　　王昌齡忠君愛國、竭忠盡智，卻無罪遭貶，楚國的山山水水、文化底蘊都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揮之不去、無法磨滅的影響。

　　一、引言

　　王昌齡，字少伯，盛唐著名詩人。他的一生中有過兩次的貶謫經歷，初貶至嶺南，再貶至龍標(今湖南黔城)，直至安史之亂爆發，他才得以北上還鄉，可以說，王昌齡自入仕之后的半生時光都是在貶謫之地――荊楚地區度過的，因而他在貶謫地區的詩歌創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國山川河流、風土人情，文化底蘊的浸染，這其中自然會以《楚辭》中的詩歌傳統為最多。

　　王昌齡貶謫時期的心境和屈原放逐時期大致相當，都面對進和退、仕和隱、屈服和堅持的尖銳矛盾。屈原忠于國家，卻遭放逐，對楚懷王、頃襄王既有幽怨，又始終對他們抱有朝一日幡然悔悟的幻想，對包圍在楚王周圍的靳尚、子蘭等群小表現出一種切齒之恨，且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雖九死而未悔”;同樣，王昌齡也為自己一心為國、竭忠盡智卻遭貶謫的經歷深感冤屈。對于他兩次被貶的時間和原因，新舊《唐書》都沒有明確的說明，據殷�的《河岳英靈集》中所稱，他的兩次被貶都是因為“不或細行”，昌齡自稱則說是“本性依然諾，得罪由己招”，關于王昌齡的一生，正史記載甚少，多在筆記小說之中，然而即使是從這些有限的史傳資料中，我們依然可以領會到他歷經坎坷、命途多乖的生活境況和蒙冤受垢、壯志難酬的悲哀和不幸，只是，作為一名正值開元、天寶年間的盛唐詩人，王昌齡的身上還是帶有著一種盛唐時代的人才有的胸懷與氣魄，即使是晚年被貶至龍標，卻依然能夠寫出“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的曠達詩句。而屈原則由于具有古代帝王的后裔的身份、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比較單一，以及容易走向極端的楚民族性格等原因，使屈原最終只能赴身汨羅，以生命去殉自己至死不渝的理想。而王昌齡卻當直面生命危機的時候，能夠吸取儒家的達觀態度和道家的逍遙觀念以及佛家的宿命意識來綜合調試自己的心情，也能夠吸取自兩漢以來逐步形成的，尤其以陶淵明為代表的荊楚詩人摒棄功名富貴，歸隱田園，淡泊人生的精神，因而在他的貶謫詩歌中多了份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的恬淡成分。

　　正是有了這種思想和現實處境的異同，使得王昌齡貶謫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楚辭》的詩歌傳統，卻又有屬于自己的一定新變。正如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卷十九)中所說的：“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指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從這句評語中我們可以揣測出，在沈德潛的心目中，王昌齡的詩歌是可以看做盛唐時代的《離騷》的，因為它既有《離騷》中“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騷怨”精神，也有盛唐時代的博大胸襟和氣度，正所謂是既有繼承，也有超越。

　　二、王昌齡的送別詩在思想感情上對《楚辭》的接受與開拓

　　王昌齡貶謫詩中的送別詩在思想感情上的確發揚了屈原《離騷》的“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傳統，不僅充分地表達了自己對懷才不遇、遠謫蠻荒，朝廷小人得志、黨人偷樂的殘酷現實的不平與反抗，也表達了自己對親朋好友的不舍與思念之情。只不過《離騷》在抒情時顯得外露而奔放，如高山飛瀑，一瀉千里，乃至班固、朱熹批評屈原《離騷》“露才揚己”、“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而王昌齡作詩，則重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露心緒的手法較為含蓄曲折，尤其擅長塑造意境，聞一多先生就曾說過，“就藝術言，唐詩造詣最高的作品，當推王昌齡，王之渙，李白諸人的七絕”，這里所指的“藝術”，即是關于詩歌意境的塑造，如《送魏二》一詩：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舟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里長。

　　這首詩是王昌齡貶為龍標時所作，半生的漂泊無定使得詩人的心中有著濃郁的漂寓之感，漫長的求名之路上，沒有一個歸宿，所渴求的東西永遠渺若星辰，這種落寞而又哀傷的心緒促使他需要一個情感的依托點，而這個基點便是屈原。千年之前的楚國大地上漂泊著“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三閭大夫的孤獨身影，千年之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籠著的是命運多舛、無罪見棄的王昌齡的落魄形跡，相似的心情，同樣的土地，強烈的歸依感使得王昌齡自然而然地也在文學創作上繼承了《楚辭》中的詩歌傳統，在他貶謫時期的詩歌中，尤其是送別詩中都蘊含著一種濃郁的感傷情懷。

　　橘柚香，瀟湘月，清猿愁，這些極具楚國特征的意象通過王昌齡的筆法安排營造出了一種一派蕭瑟凄楚之意，讓讀者們極易身臨其中，感同身受。而清人沈德潛曾說過，盛唐人絕句“有余蘊”，即是給讀者們留下了更多的想象余地，這首詩中的前兩句就是如此，詩人的心情雖然傷感留戀，但卻又描繪的非常含蓄，這也是王昌齡不同于屈原“高山飛瀑，一瀉千里”的抒情風格。詩中上兩句寫送別，對于惜別則只是從環境描寫中作了一些暗示，而將它留在下兩句中來寫，但又不說自己為離別感到惋惜，而只寫朋友和自己分別之后所遇到的景物以及所具有的.心情，他想到的是魏二和自己分別之后，在遙遠的瀟湘之上，愁聽猴猿清幽的啼聲，就連睡夢之中都無法摒斥。這里顯然是用一個虛擬的情景來展示朋友行旅中的孤寂和在這種孤寂環境中的愁苦心情，但更主要的則是同時展示了自己對于朋友的同情和留戀之情。沈祖�先生對此曾評價說：“這種用虛擬的辦法來書寫心情，是詩人所常用的手段之一。他(即王昌齡)借助于想象，能夠擴大意境，深化主題。” 　　然而，王昌齡貶謫詩歌中的送別詩也不盡是凄楚傷感之作，作為一個生活在盛唐時代的詩人，他的身上必然還帶有著一種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不然他也是無法寫出那“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宏偉氣象的，即使身處于人生落魄之時，他依然還擁有著一種振奮的精神和勝利的信心，如《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首詩也是王昌齡左遷龍標時所作，同為送別詩作，這首詩卻全然不見孤寂悲愁的色彩，更多的是洋溢著一種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

　　自古以來，人之常情都是“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但王昌齡在此詩中卻首先道出“送君不覺有離傷”，別出心裁，向讀者們提出了一個疑問，在詩篇的三四兩句中又借景抒情，巧妙地做出了回答：我們分別后雖身處兩地，但江河云雨，青山明月，都在把我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都在為我們傳遞著思念的友情。比起前一首送別詩來看，這首詩中的送別之情，不見凄風苦雨，反見青山明月，不見悲傷愁苦，反間高潔曠達，自有一種盛唐宏大的氣象蘊含其中。

　　遠謫蠻荒，哀怨激憤，但卻又不像屈原一般一味地幽怨傷感，而是以理智曠達的態度，含蓄曲折的手法來書寫自己的難言之痛，在王昌齡貶謫時期的送別詩中還有很多，如《留別武陵袁丞》、《送李濯游江東》、《送郭司倉》、《西江寄越弟》、《送薛大赴安陸》等等，這些送別詩既繼承了屈原《離騷》中的感傷情懷，又融入了王昌齡豁達樂觀的心態，在思想感情上可謂是既有接受，也有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