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專制集權為特征的我國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權力機構內部分歧與爭論的規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狹小的范圍。一旦爭議升級，雙方便多結為夙怨，甚至必欲將對手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持不同政見而又互相禮遇或友善相處者，可謂風毛麟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故于江寧(今南京市)。同年九月初一，司馬光逝于汴京(今開封)。在古代政治舞 臺和文化學術蒼穹，同一年隕落兩顆巨星，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而變法風潮中這一對杰出人物的微妙關系——既是故友，又是政敵，則尤其耐人尋味。

　　說王安石與司馬光是故友，不僅因為他們“十有余年，屢嘗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 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王安石那別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歐、梅、司馬 等人的和作，還一度盛傳于都下。

　　王安石與司馬友誼之篤厚，莫過于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連同另外兩位同僚韓維、呂公著，他們“特別友善，暇日多會于僧 坊，往往宴談終日”;“時人目為‘嘉佑四友’”。他們一起修錄國史，一起賞花釣魚，一起赴宴題詩，一起沐浴游嬉。在崇政殿廂，在瓊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學士院里，曾留下他們比肩的身影，傍行的屐跡，并坐的笑語，遞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臨川人，比司馬光小兩歲。他敬重司馬光“操行修潔、博知經術”、“文學行治，有稱于時”。司馬光是夏縣(今屬山西)人，比安石早兩 年中舉進士。他欽佩安石“才高學富”，“議論高奇”，“友愛諸弟”，“剛直不屈”。他們有類似的品格和志趣：“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勤奮刻苦，“難進易 退”。他們也有類似的作風和習尚：不嗜飲酒、不好聲色、不喜奢靡、酷愛讀書。他們甚至還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為有這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 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愿和司馬光做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