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愿望出發,但改革光靠非理性過頭的激情,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而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顧是行不通的。一種變法,無論其“富國強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渙散的基礎之上的,它就顯得可疑。而就變法者而言,無論其操守如何無瑕,心氣多高,文學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變法中解決一個“以民為本”的終極問題,他只會走向悲劇性的結局。這絕不是幾篇立論高揚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贖的。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寧七年,正忙于變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煩事,一個本來由他獎掖提拔的看城門的小官鄭俠要和他的變法過不去,畫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神宗,說變法有問題。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歷史前臺的。1068年,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嗣大統,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服退讓,不滿于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愿望。親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卻暮氣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現狀,不圖興革。神宗只能變換方向,在朝外積極尋覓,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確實很棒,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們稱贊他質樸節儉,不嗜酒色財利;贊美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元城語錄》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幾年前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諫言,與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謀而合。什么是富國,就是國家的錢多;什么是變法,就是理財,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弄出最多的錢。英君賢臣風云際會,撞擊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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