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亦稱“常平新法”。中國宋朝王安石變法措施之一。主要是改變舊有常平倉制度的“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的呆板做法。靈活地將常平倉、廣惠倉的儲糧折算為本錢，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貸給農民、城市手工業(yè)者，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盤剝的現(xiàn)象，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改善了北宋“積貧”的現(xiàn)象。

　　北宋財政走出“積貧積弱”的軌跡

　　王安石的利農政策：青苗法 限制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

　　提要：北宋(公元960—1127年)政權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分裂割據局面，開啟了之后元明的統(tǒng)一局面，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朝代。但是，北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封建王朝，既不能與之前強大開放的唐代相提，又無法與之后橫掃歐亞的元代并論。這樣的慘淡局面勉強維持了一百多年，再長期下去就會有亡國的危險。如何走出“積弱積貧”的困境?到北宋中葉宋神宗時，決定從財政改革入手改變北宋風雨飄搖的命運。

　　北宋所謂的“積貧”，就是國家財政力量薄弱，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宋神宗以前，財政“年年虧短”，“支諸宿藏”。如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天下收入金帛1950萬，支出將達2185萬，赤字達235萬。等到宋神宗即位后，“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財政走上了一條更加艱難的道路。

　　所謂“積弱”，是指國家軍事力量弱小，無法抵抗來自西夏和遼、金的侵擾，難以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北宋建國以后，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fā)生戰(zhàn)爭，北宋僅與契丹就發(fā)生了大小80余次戰(zhàn)役。由于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不得不與遼簽訂不平等的“澶淵之盟”，又與西夏達成和談，每年上貢大量的金銀絲綢，換來一時的茍安。

　　這種局面是怎樣形成的?還要從宋太祖時期說起。宋太祖趙匡胤實現(xiàn)了國家統(tǒng)一后，鑒于唐五代藩鎮(zhèn)飛揚跋扈的教訓，希望通過“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取得長治久安。所以，北宋建國后，一是解除了眾多的軍事將領的權力，封為高官使之歸田園;二是為了得到后周遺老遺少的支持，把大批舊官僚接受包攬下來。三是為了達到官府之間相互制約以強化皇權的目的，又通過科舉取士、恩蔭授官、賣官鬻爵等途經增加大批新官吏。官吏人數(shù)從宋真宗的9785人擴充到宋仁宗時的17300人，增加了近1倍，地方胥吏增加了3倍。清代史學家趙翼感嘆“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宋代為了鞏固政權，從建國開始一百余年實行“養(yǎng)兵”政策，認為擴大軍隊既可減少農民造反，又可使其為國賣力，可謂是治國之良策。由此軍隊數(shù)量與日俱增，宋太祖時38萬人，宋太宗時66.6萬人，宋真宗時91.2萬人，宋仁宗時125.9萬人，軍隊增長了3.3倍，禁軍增長了4.2倍。冗官冗兵必然造成冗費，其中養(yǎng)兵之費就占去了總支出的80%。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取盡山澤而不足，國之血脈全被這顆毒瘤吸光了。可見，北宋的“三冗三費”已成為國家肌體上的不治之癥，

　　宋代統(tǒng)治者本指望以富人立國，認為富人為國聚財、守財，是國家的根本，只要大土地所有者得到發(fā)展，國家財富就有了可靠的來源。由此出發(fā)，宋代長期實行富人立國的財政方針，不僅對官僚地主實行稅收優(yōu)惠政策，而且實行“不擬兼并”的土地政策，致使土地很快完全私有化，被官僚地主所占有。建國只二十余年的時間，就出現(xiàn)了“富者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的局面。

　　為了擺脫危機，國家不斷加重農民的賦稅。宋代廣大勞動人民負擔著繁重的租稅和徭役。從賦稅來看，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如丁身稅、“雜變”、“支移”、“折變”等等，多不勝數(shù)。農民由于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從開寶六年(973年)開始，各地農民反抗斗爭就連綿不斷，至慶歷七年(1044年)，計達十余次。

　　統(tǒng)治者企圖通過加重對人民的剝削而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的夢想完全泡湯了。不僅沒有增加財政收入，反而激化了階級矛盾，致使北宋政府置身于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財政危機、民族危機的重重包圍之中，統(tǒng)治者憂心忡忡，難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