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紀后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20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基于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辯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后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6個月后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

　　一年之后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復契丹和西夏占領的國土(其實其占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事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說他“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

　　以后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后被稱為“熙豐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1074年皇帝迫于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