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活著的時候，雖然一直受到反改革派群僚的攻訐，但后來那些反改革派也因此而倒了大霉。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歷史啟示，更多熱門雜文閱讀請您繼續訪問(www.nvnqwx.com/wenxue)。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一

　　王安石在宋神宗登基后的熙寧二年(1069)被神宗起用，召至汴京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熙寧四年至熙寧九年(1071—1076)，先后兩次擔任執政的宰相。他為挽救當時在內憂外患中積貧積弱的國家，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進行了一次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教育的大改革。那次改革的性質、規模與其激烈程度，不僅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是空前的，就它的精神影響來說，它還一直延伸到近現代，其歷史聲譽，甚至超越了中國的國界。

　　可是，那一次改革，畢竟由于時代環境的不利因素太多，改革不能不從一開始就陷入步履艱難的困境。一則，宋朝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承襲了過于沉重的歷史負擔：兵弱而敵強，民窮而官冗。朝廷中復雜的朋黨關系與病態的封建官僚體制所難于克服的“窩里斗”內耗，也使得改革者的政令施為，不能不為之作無效的消磨與被陽奉陰違地扭曲。再則，由于朝廷中既得利益的權貴勢力過于強大，士大夫官僚階層的主流意識與社會上的民風習俗，也早已在象數迷信等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種聽天由命、懈惰無為、因循守舊、茍安偷樂、麻木不仁、得過且過的精神狀態。

　　因而，改革的進程，每一步都不能不在為克服守舊勢力阻礙的權力斗爭中艱難地行進。而由于這樣的改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可能不有經驗不足與用人不當的失誤，也就不能不給反改革勢力的攻訐破壞留下了可乘之機。加之，一連幾年的旱蝗災害，使農業歉收，舊派把災害的出現，全都歸罪于“新法”，甚至認為災害是上天示警。后來，在改革遭到舊派的群起圍攻時，改革派內部也出現了意見不和，神宗也不能不有所猶豫。改革遇到了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的困難，他只好采取“避位讓賢”的態度辭去相位。最后，這一次激進的改革，在王安石罷相和神宗皇帝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以后，終于在幼主登基、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下，讓司馬光擔任了宰相，反改革的舊派官僚聲勢煊赫地相率還朝。這樣一來，在舊派對新派的反攻倒算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攻訐誹謗聲中，王安石的改革運動便被顛倒黑白地斷送了。

　　“新法”被全部廢除，“新人”被大量貶逐，神宗和王安石所任用的得力將領王韶等人，通過激戰，打敗吐蕃才奪回來的五個州、兩千多里的國土(是防衛西夏的軍事要地)，按司馬光的主張，也要全部拱手送還敵人。(后來，雖然明的沒有那樣送，但隨著王韶調職，主將易人，整個改革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成果，連同“熙河大捷”所形成的“北宋中興”的形勢，等于是被全部砍掉了。)而在“新派”被貶“舊派”上臺以后，宋朝的政治日趨紊亂，兩派的黨爭日益糾結，在元祐、紹圣間的“黨禍”翻覆中，國勢日益衰敝。到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不到三十年，在金兵入寇、徽欽二宗被擄的靖康元年，北宋就被滅亡了。王安石的“改革”好像曇花一現，變成了一場留下無窮遺恨的歷史悲劇。

　　無論古今中外，一個國家的“改革”，總是在國家陷于極其嚴重的困難或危機四伏的時候，才會啟動的。如果一切都是順順暢暢的，大家都可以高唱太平歌或悶聲發大財，誰還會想到要“改”什么“革”呢?可是，王安石所處的那個時代，卻又有一個詭秘得叫人嘆氣的特點：北宋的危機是潛伏在“澶淵之盟”后，所謂“宋遼約為兄弟”，“百年無事、承平日久”的表面現象之下，“改革者”曲高和寡，而“反改革勢力”則已經盤根錯節地在朝廷中結成了十分龐大的官僚朋黨。而且，這些反改革勢力的代表人物，不僅位高權重，對朝廷曾有過顯赫的功勞，在社會上也有很高的聲譽。比如，富弼、韓琦，都是朝廷重臣。尤其是司馬光，是《資治通鑒》的作者，著名的史學家，是當時朝廷反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又如蘇軾、蘇轍兄弟，都是當時聲名遠播的文學家。還有程頤、程顥、邵雍那樣的道學大師和文彥博那樣在朝廷中名望極高賓從甚廣的官場核心人物。這些人，在當時，無論是在皇家貴族或平民百姓的眼里，一向都被視為正人君子，并不能算壞人，可他們卻都是當時反改革的舊派代表人物。他們不僅全部廢除“新法”、抹殺王安石改革在當時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成果，而且，在王安石被迫罷相、神宗皇帝英年早逝以后，他們竟然把依據王安石所記神宗朝歷史事件寫成的《實錄》材料完全刪掉，而把司馬光所記一面之詞的《實錄》作為依據，再摻雜一些在司馬光《涑水記聞》和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兩書中捏造的流言蜚語，把神宗朝歷史完全寫成了以誹謗王安石“新法”為目的的“謗書”。

　　這些書，當時雖然也起了一些“起爭議、樹正氣”的作用，但宋朝亡國以后，王安石關于神宗朝的《實錄》材料已經被毀棄無存，元朝依據反改革派和他們的后人所提供的材料所修成的《宋史》，就完全成了顛倒是非、把傳言誹謗當事實的“謬史”。其中，尤以把宋朝亡國的責任歸罪于王安石的改革，把追隨王安石之后力圖恢復新法的章惇等人列入“奸臣傳”，把推動最后一次北伐被內奸謀殺的南宋唯一主戰派宰相韓侂胄也列入“奸臣傳”，可算最荒謬絕倫的史筆。而這荒謬絕倫的史書所傳播的荒謬觀念，竟流傳了近一千年而無法改正。

　　雖然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陸佃、陸九淵、顏習齋、李紱等著名學者的公正辯駁，但由于史傳相沿已久，后世習非成是，反駁的意見，竟無法消除《宋史》謬誤觀念的流傳。由此可見，在習慣于守舊的中國，做一個從事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家，不僅在他生前要經得起攻訐誹謗、造謠誣蔑的種種中傷與陷害;在他死后，后人要想為他辨明是非爭一個公正的對待，留一個清白的名聲，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王安石在宋神宗死后、哲宗登基的元祐元年(1086)去世。他親眼看到了自己推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實際成效，也經受了新法被全部廢除的沉痛打擊。盡管在他執政的時候，遭到舊黨不遺余力的攻訐，但是，他的人品與學識，卻是連他的政敵也無法完全抹殺的。他九年之中，兩為宰相，到罷相歸隱時，仍然沒有多少私人財產。

　　他生活簡樸，一生不坐轎、不納妾，在古代的宰相中是極少見的。他辭官歸隱后雖然表面上寄情山水，淡化名利，但他內心中對改革失敗國家瀕于危亡的情勢，是深懷隱憂并感到異常傷慘的。這從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歌曲的后半闋中可以看到：“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后庭遺曲。”在這樣的句子里，所表現的是，他分明感到，在他早年《上仁宗皇帝萬言書》里面早已預見到的亡國危機，隨著他輔佐神宗皇帝的執政過程中，改革事業遭到權貴官僚們的破壞而陷于失敗，這國家的情勢，顯然也會像“六朝舊事”那樣“悲恨相續”地發展下去。面對著“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的六朝亡國遺風，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已經無法挽救國家危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衰敗下去的內心難以忍受的痛楚。這位大改革家的這種凄愴心境，在當時，可能只是他個人孤獨無助的傷懷，內心瀝血的自語，在他的周邊環境中，是無人理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