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元日》，是北宋王安石詩，此詩描寫春節除舊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聲送走了舊的一年，飲著醇美的屠蘇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氣息。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家萬戶，家家門上的桃符都換成了新的，下面是這首詩的相關資訊，我們一起閱讀學習吧。

　　《元日》

　　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今天是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是二〇〇九年的元旦了，但中國人過年的習俗仍停留在農歷的春節。今天是農歷的十二月初五日，轉眼快到農歷的歲末，〇九年農歷的歲末除夕在一月二十五日，正旦是在二十六日，春節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翻開王安石的詩集，重讀王安石的《元日》，它幾乎概括了我們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傳統民俗。其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里包括三個節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戶戶要爆竹聲中除舊;二是在朦朧快天亮時，把新桃換舊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東方，自幼及長飲屠蘇酒。這些個迎新除舊傳統，前后延續近二千年了。特別是前二項習俗，迄今不衰。在這些習俗的背后，都有大量民間故事或傳說作支撐，這些故事源遠流長，它反映了民眾對未來美好的期待。它在我們民族的俗文化中代代相傳，長盛不衰。這種習俗得以傳承的基礎，從社會學的角度講那是由于家庭始終是社會生活最基本的細胞。

　　為什么要在除夕夜爆竹以除舊呢?記得南朝梁時宗亶在其所撰的《荊楚歲時記》中說： “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其注引《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噼啪有聲，而山臊驚憚。”可見爆竹是為了驅邪。

　　為什么要舊桃換新符呢?為什么在桃木板上畫人像呢?東漢時應劭在《風俗通義》云：“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壘，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縎人，縛以葦索，執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于門，效前事也。”另外《括地圖》亦稱：“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荼、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所謂桃符，便是桃木制作木板，上畫人像，也就是神荼與郁壘

　　這就是所謂桃人，借以捕捉不祥之鬼以食于虎，故古人把桃木看作仙木。《荊楚歲時記》便有‘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傳說中桃者是五行中之精，能壓服邪氣，制百鬼。這些記載反映了百姓們在歲末年初對美好生活的期望。桃板上所畫的神像，也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化。在唐代中后期，門神就改畫鐘馗捉鬼圖了。鐘馗是唐初不第的進士，功名不就，觸階而死，天帝命他司捉鬼之事。據說玄宗曾夢見鐘馗在宮中捉鬼啖食。醒后命吳道子畫鐘馗圖，

　　與其夢中所見相同。玄宗曾把歷年所繪的鐘馗圖賜群臣，如張說便有《謝賜鐘馗畫表》可見在唐代中后期鐘馗像為門神已相沿成俗了，到了宋代末年，鐘馗又被請進中堂，掛在中堂上了，門神又改換成秦叔寶與尉遲敬德了。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有病時，秦叔寶奏請與尉遲敬德戎服守衛門戶。李世民果然一夜無擾，故太宗命畫二人像掛在宮門左右，以驅邪除鬼。這一切反映了民間豐富的想象力。前不久曾在鄉間，看到百姓把毛主席畫像貼在家門的左右兩側，既求平安，又求財源。這個門神說到底就是群眾心目中的保護神，選擇什么人作為自己的門神以驅邪除鬼的保護神，這既有傳統的影響，也有選擇更替的自由，有一點可以肯定：群眾不會選貪官污吏來作自己的保護神。當然貪官污吏也有他們的保護神，但是他們決不敢把他貼在大門上，因為那樣做不露餡了嗎?說實在的讓毛澤東做門神，也委屈他了，至少應如鐘馗那樣升入中堂，如唐玄宗夢中那樣，在宮中捉鬼啖食才有趣呢。所謂“新桃換舊符”也就是用新的門神像換下舊的門神像吧。這與現實生活中的什么改朝換代之說，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也。過去有人這樣說，那他的想象力也完全超乎常規了。

　　關于屠蘇酒，也有多種說法，晉人董勛在《問禮俗》一書中說到民俗飲屠蘇酒的次序：“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后飲酒。”至于為什么要飲屠蘇酒呢?《廣韻》的解釋是“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屠者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時間稍晚的《四時纂要》則稱：“屠蘇孫思邈所居庵名，一云以其能辟魅，故云屠割也。今醫方集眾藥為之，除夕以浸酒，懸于井中，元日取之，自少至長，東面而飲，取其滓，以絳囊盛，掛于門桁之上，主辟瘟疫。”至于屠蘇酒的配方，據原《本草綱目》稱，“屠蘇酒華佗方也。元旦飲之，辟疫癘一切不正之氣，造法用赤木桂心七錢五分，防風一兩，撥契五錢，蜀椒、桔梗、人黃五錢七分，烏頭二錢五分，赤小頭十四枚，以三角絳囊盛之，除夜懸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歲飲此水，一世無病。”這個習俗如今很少見到了，然而在文人的詩文中，則屢見不鮮。若洪邁《容齋隨筆》之《歲旦飲酒》條，就載錄了不少詩句，若白居易的《新歲贈夢得詩》有“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之問，因二人是同年生，故有此問，劉夢得的《元日樂天過因舉酒為賀》則有“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之答。白居易早年在杭州還有《歲假內命酒》詩，便有“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早年賞識白居易詩才的顧況也有“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句。此外梅堯臣的《歲旦詩》便有“屠蘇先尚幼，綵勝又宜春。”

　　再說王安石《元日》這首詩作在元豐年間，他已經在痛失愛子王芳的哀痛中，退居在江寧府了，這時在朝廷執政的是章惇，故此詩“總把新桃換舊符”句實際上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一種失落感，與他在熙寧新政時那股銳氣十足的精神狀態不同，蘇軾比王安石年輕十六歲，他在哲宗元符三年(西元一一OO年)徽宗即位時，遇赦從廉州返常州時，寫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極盡凄涼孤寂悲傷之感，其詩云：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發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歷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忌，霜雪偏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后飲屠蘇。”

　　最后那句實際上是蘇軾在生命最后階段的強作精神，希望自己能掙扎著活下去，但是次年他便卒于常州。人們對蘇軾的認識，只是對他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一類詞作中，那種豪放不羈的性格印象深刻，對他在《江城子·記夢》一詞中對妻子深情懷念的柔性印象淡薄，其實眼前這首詞更反映了他對個人人生凄涼的感嘆，如蘇軾這樣的文人學士的作品不同時候，不同遭遇下所反映的情感是復雜而多元的，只有多側面地去了解一個人的作品及其生活，才能比較全面地掌握一個人的性格和作品。王安石與蘇軾兩人終年都只有六十六歲。我今年已七十九了。歷史上的那些文人學士晚年在詩文的吟唱中提到屠蘇酒時，所顯示的往往都是對因自己日益衰老而來日苦短的一種哀鳴和感嘆，在我讀過的所有提到屠蘇酒的詩文中，以蘇軾這首詩最為沉重，也最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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