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傳記通例，開篇先敘傳主之姓名籍貫。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亦循此例，卻有意同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傳主生于何時，長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這位五柳先生簡直是天外來客。唯一與傳主身份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樹而已！

　　沈約《宋書·隱逸傳》引《五柳先生傳》且評之曰，陶淵明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陶宅之旁廣種柳樹，可視為實錄，此有陶詩為證。《歸園田居》：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擬古》：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然作為一篇自況之文，五柳這一自然景觀僅僅是陶淵明因以為號的觸發(fā)點，卻完全不能解釋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錢鐘書先生于《管錐篇》中指出：豈作自傳而并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正激于世之賣聲名、夸門第者而破除之爾！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正是針對世俗有感而發(fā)，意欲破除此種賣聲名、夸門第之社會風氣。

　　魏晉時代，門閥制度盛行。曹魏制訂的九品官人法賦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權。朝廷于州郡設立中正，評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當然獲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與官職起點之高低掛鉤。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顯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賤族的局面。這種制度，延續(xù)到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達到鼎盛，以致高門華族，有世及之榮，庶姓族人，無寸進之路（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終東晉之世，朝廷權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手中，成為門閥制度高峰期的顯著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