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野田園的勞苦艱辛與精神愉悅的對比對詩人而言還是毅然可以兼容的。但是美好的田園景象，簡單質樸且可實踐的詩意生活并不能維持多久。不久，他的園田居發生火災。這場大火將他的宅舍化為灰燼，一家人只好寄居在門前的船上，直到秋天仍未定居下來。意外的災難有如雪上加霜，使本來就拮據的生活更加窘迫。他對物質生活沒有過高的奢望，只愿粗糧裹腹，布衣御寒。可是，連這起碼的要求也難以達到。《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有句“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此后，人似“驚鳥”，家境日下。《雜詩四首·其三》以“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描寫春燕有家，生活愉快，而自己就像“邊雁悲無所”，生活悲苦。

　　以后的日子，他終年辛勞，竟常常弄到難以糊口的地步。他像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民一樣體嘗到生活的艱難。在《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氵巽田舍獲》中他寫道：“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他羨慕“林鳥喜晨開”的生活，于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又一次拒絕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場。

　　正在這時，江州來了個新任刺史王弘。王弘對陶淵明十分欽佩。到任不久，就親自去陶家探望。陶淵明不見。王弘身居高位，但并不像一般權貴那樣盛氣凌人，他是真心想結識陶淵明這樣的隱逸高士。他聽說陶淵明見了酒就走不動了，于是暗中派人打探陶淵明的行蹤。得知陶淵明要前往廬山，便讓陶淵明的同鄉龐遵帶上酒到半道攔截。陶淵明如期而至。果然，他一見有酒，隨即停下，在道旁狂飲起來，竟忘了趕路。王弘趁陶淵明酒興正濃，從一旁閃出，裝作偶然相遇，也湊上去一塊喝了起來。此后，兩人開始有些交往。王弘愈加敬重陶淵明，陶淵明也把他當作一個朋友。王弘若想見陶淵明，便在路旁林間相候。至于酒米之類，王弘也時常周濟。《停云》詩中“翩翩飛鳥，息我庭柯。”即以飛鳥這一意象來傳達對友人的思念。

　　這個偉大的隱者是個天才詩人。不管遭遇怎樣的厄運，他的詩與他的人一樣自然而又純情。他仍然寫詩，在《飲酒二十首》中寫道：“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詩中“失群鳥”、“飛鳥”、“歸鳥”、“翔鳥”、“鳳鳥”都是他那復雜的心境的寫照。總之，詩人寫他鐘情的自然和田園。他對自己困窘的生活際遇淡然置之，他對死亡與萬物的主宰同樣淡然置之。在他看來，生與死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一個人的意志無法加以改變與駕馭的過程。人只是順應這個過程，而且，人從自然中來，最終又回歸自然。然而，這些詩表面上是寫隱居生活的悠然自在，實際上深埋著詩人內心難言的苦悶，當然也包括對官場的厭惡。在仕途輾轉的十三年，大濟蒼生的理想如鏡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腔熱情化為一片冰水。經過幾起幾伏，陶淵明對仕途徹底絕望了。“覺悟當念遷，鳥盡廢良弓”，他深深認識到：要保持高潔的品性，延命于亂世，便只有隱居這一條路了。但是歸隱的生活是艱難的，不僅有物質上的，還有由此帶來的精神上的困頓。

　　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詩人還寫道：“造夕思雞鳴，及晨愿鳥遷。”生逢亂世，早喪發妻，收成寥寥，夏天挨餓，冬天受凍，幾十度春秋過去，沒有一天安寧。詩中樸素的語言和辛勤悲苦的氣氛，如果沒有幾十年躬耕生活的體驗，對勞動和勞動人民沒有相當的認識和深厚的感情，是寫不出來的。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努力忘卻所有塵世的煩惱，一心想著雞和鳥，想著自己熱愛的田園生活，也可以看出詩人世界觀的深刻變化。

　　不僅如此，還有世人的冷言和譏刺。十七世紀法國悲劇作家拉辛說：“社會是一頭猛獸，它會踢踏蹦跳，除非你能用它的語言對它講話……否則一個人就不能不隨波逐流。哲人圣賢也是生活在猛獸群中的人……他們假如不愿意被裂為齏粉，那么他們就只能緘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觀那些被雨淋泥濺的人，而自以能潔身自保為慶幸。”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社會和人文環境中，雖然數經政亂，但他還是不能漠然處之。晚年的陶淵明，歷經世態滄桑，飽受饑寒折磨，非但沒有頹唐，反而由柔弱變剛強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意氣風發、壯懷激烈的少年時代。豪俠之氣溢于言表，詩文也趨于“金剛怒目式”的了。在《歲暮和張常侍》中寫道：“洌洌氣遂嚴，紛紛飛鳥還。”在《詠貧士七首》中寫道：“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在《擬古九首》中寫道：“暮作歸云宅，朝為飛鳥堂。”在《于王撫軍座送客》詩中寫道：“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馀輝。”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慨，沉痛地寫了《述酒》一詩，《述酒》為篇名用意極深。他在詩中借用典故感事傷時，發表議論。“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陶淵明借“鳴鳥”起興，表達為此“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心中悲憤交加，徹夜不眠。在《詠三良》詩中又寫道：“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這首詩雖為詠史詩，但結合時代背景我們會發現，這首詩也反映出詩人與黑暗勢力斗爭到底的決心。“黃鳥”之悲不正是詩人之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