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既然如此陶淵明為什么還要出來做官?

　　就陶淵明的本性和個人的追求來說，他確實是不慕榮利和忘懷得失的;也是由衷地酷受自然山水，向往田園生活的。可是，他是一個封建時代的讀書人，是從祖祖輩輩就接受過正統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他那熱愛學習，性喜讀書的習慣幾乎與他的生活相始終，盡管處于極為貧困艱難的環境下也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是他的喜好，實際上也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讀書不僅僅是個人的愛好，而且是學好本領，充實自我的唯一途徑。因為那個時代生產力不發達，科學技術往往是工匠所為，受到輕賤，除了儒家典籍和史籍典章制度之外，作為讀書人來說似乎沒有更多的學習內容了。而那時的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和機會是非常單一的，那就是從政做官，來實現其濟蒼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為國建功立業的人生追求。而且，官做得愈大，實現自己的抱負和自身價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能實現其從政做官的愿望，這就需要有真正的本領和必要的文化知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強有力的社會關系，通過各種方式(舉薦、證辟以及隋唐以后的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學而優則仕”幾乎是封建知識分子從政的重要目標。

　　一個讀書人決不可能無目的、無追求地去讀書學習，一般都有明確的指向性——從政做官。“余豈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以說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陶淵明遍涉各類書籍，“游好在六經”的奮斗，雖不能說他學習的目標只是為了從政做官，但至少不會排除從政意念的。自稱“少時壯且厲”，“猛志逸四海，騫翻思遠責”、“或大濟于蒼生??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這種壯且厲的志趣，思遠飛高舉的追求，濟蒼生的宏愿，慨嘆不遇和奇名不立的苦悶，不正表明陶淵明的從政和為官首先考慮的是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的宏偉目標嗎?與他質性自然“不慕榮利”和“性本愛丘山”的喜好并不悖離，只是他人生追求多面性中的重要側面而已。有良心、有知識、有追求、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從政，不能說就是為了榮利和得失。更不能說與安貧樂道的精神對立。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始終把蒼生社稷置于他考慮問題的首要位置，把社會責任感作為個人行為的準繩，結合自己建功立業的追求，這樣的廉吏循吏在歷史上(尤其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上古、中古時期)還是不少的。結合陶淵明的為人節操和他的人道廉潔的品行，可以肯定地說，他的為官是清政廉明，不慕榮利和忘懷得失的，也是其安貧守道的另一種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