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二年，蘇軾考中進士。他在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判卷官梅圣俞也算學富五車了，卻從未聽說過堯與皋陶有如此之對白，翻了半天書也未及見。一日，他將心中疑惑問及蘇軾。蘇軾笑道，那是我編的。

　　還有三國時的孔融。曹操攻下鄴城之后，燒殺搶掠。兒子曹丕還私納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看不慣，就給曹操寫了封信，言及“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之事。曹操有些不明白，回家翻書也沒找到，便問孔融，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意思說，以現在攻入鄴城你們曹家父子的所作所為來推斷，武王差不多也這么做過吧。曹操一聽，原來孔融是編一個故事來譏諷自己。

　　這兩件事，如出一轍，但后人談及，前者可謂美談，后者卻難免沉重。原因是，當蘇軾把真相道出后，梅圣俞一笑而過。不僅如此，梅圣俞以及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都特別欣賞和推崇蘇軾，把他的試卷判為第二名。歐陽修如此樂觀地預見蘇軾的未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林語堂在他的《蘇東坡傳》中還寫道：“歐陽修有一天對他的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后，無人再談論老夫。’”言外之意，將來的文壇必將是蘇軾的天下。

　　孔融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因為后來，曹操找了一個借口，把孔融殺了。當然了，孔融是跟曹操作過幾次對的，雖言語也侮慢，但其所勸諷，都不無道理。那么，曹操殺孔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后漢書·孔融傳》是這么說的——“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慮鯁大業。”大意是，曹操怕孔融說得太多，妨礙了他的大事。

　　蘇軾與孔融，學問都很大，人生際遇卻大相徑庭。一個遇上了梅圣俞，一個遇上了曹操，一個一瞬間花開，一個一瞬間寂滅。任性知識分子的幸運和不幸運，跌宕與浮沉都在這際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