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是美學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認為,他的典型意義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
蘇軾一方面是忠君愛國、學優則仕、抱負滿懷、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這上與杜、白、韓,下與后代無數士大夫知識分子,均無不同,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象的正統迂腐氣。但要注意的是,蘇東坡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后一面才是蘇之所以為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軾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退隱”心緒,已不只是對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他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這當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層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這種整個人生空漠之感,這種對整個存在、宇宙、人生、社會的懷疑、厭倦、無所希冀、無所寄托的深沉喟嘆,是蘇軾最早在文藝領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來的。
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并把這一切提到了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在古今詩人中,就只有陶潛才是最合蘇軾的標準,才是蘇軾所愿頂禮膜拜的對象。蘇軾發現了陶詩在極平淡樸質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諦、藝術的極峰。千年以來,陶詩就一直以這種蘇化的面目流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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