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上素有“詩莊詞媚”的傳統(tǒng)，人們在填詞時，總免不了要考慮什么樣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夠用詞這一文學形式來表現。及至蘇軾，采取“以詩為詞”的手法，將別人以詩的形式來表現的題材和主題，都寫入詞中，于是“東坡詞頗似老杜詩，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1]，放映了以前詞人所沒有放映過的廣闊內容。而蘇軾對詞體革新的根本，正是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本文擬從蘇軾的詞學觀，來探討其詞體革新中的幾個問題。

　　一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味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提出了詞須是“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破“柳七郎風味”則是其詞體革新的一個重要方面。

　　蘇軾的詞擴大了詞的表現范圍，就必然給詞帶來意境和風格上的創(chuàng)新。在寫出第一首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以后不久，蘇軾就在第一篇關于詞體革新的文章《與鮮于子駿書》中，明確提出了“破”的問題：“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2](Ｐ1650)歌詞本是要“繡幌佳人”，“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歐陽炯《花間集序》）來歌唱的，而蘇軾之詞竟要東洲壯士“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抵掌頓足而歌之”，并為其壯觀而自鳴得意。顯示了蘇軾有意開闊新詞境，以“破”風靡詞壇的“柳七郎風味”，提倡一種具有陽剛之美詞風的意愿。

　　在這里，蘇軾對自己的詞體革新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無柳七郎風味”。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把“柳七郎風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詞作的對立面，可見他對破“柳七郎風味”的重視程度。對于蘇軾的這段話，清代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指出，蘇軾“近卻頗作小詞”云云，“一似欲為耆卿之詞而不能者。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3](Ｐ108)。劉氏并未說明“意”之所指，不過，從以下三個方面，還是可以看出蘇軾之“意”是什么。其一，從“柳七郎風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輩或晚輩，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長者，否則視為不尊敬。柳永是蘇軾的前輩。蘇贊許柳詞時，稱之為耆卿，字而不名；貶斥柳詞時，則呼之為“柳七”。因此，“柳七郎風味”并不像有些論者所說，只是對柳永詞風的一般稱呼，實際上是一種貶稱。其二，眾所周知，柳永詞分雅詞、俚詞二類。蘇軾曾經說:“人皆言柳耆卿詞俗，然如‘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4](Ｐ35)《八聲甘州》情景兼到，骨韻俱高，屬于雅詞。可見，蘇軾對于柳永的雅詞頗為推許，他所說的“柳七郎風味”只能是針對沿襲五代的淫蘼浮艷風氣的俚詞詞風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劍續(xù)錄》有一段文字記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zhí)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綽鐵板，唱‘大江東去’。為之絕倒。”[5](Ｐ49)曾端伯《高齋詩話》載:“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6](Ｐ497)說明了柳永詞富陰柔之美，而蘇軾詞富陽剛之美，也體現了蘇軾對傳統(tǒng)詞風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其三，柳永的俚詞，在思想內容方面往往顯得庸俗，在語言方面則比較俚俗。從蘇軾本人的作品看，《東坡樂府》中如《滿庭芳》(“蝸角虛名”)、《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語言都相當俚俗。而且，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秦少游》記載，秦觀有“喚起一聲人悄”詞，其中“覺健倒，急投床，醉鄉(xiāng)廣大人間小”等語，也頗為淺俗，而蘇軾“愛其句”。這種情況顯示，蘇軾并不一味反對俚俗；他不滿于柳永俚詞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內容的庸俗。要之，蘇軾所說“柳七郎風味”，是指主要表現在俚詞中的柳詞的庸俗、卑弱和浮艷詞風。他以“柳七郎風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態(tài)度；他說自己“頗壯觀”的“自是一家”的詞“無柳七郎風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種新詞風，開創(chuàng)一條新道路。這就是蘇軾“意”之所在。如果說，《與鮮于子駿書》表明，蘇軾在詞體革新一開始，就把“柳七郎風味”當作他的革新的對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風味”當作革新的組成部分，那么，《高齋詩話》所載則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