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夾輔圣人”（孫復《答張稠書》）。

　　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后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

　　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作要象山川的云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果，是由內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

　　后來反復強調“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

　　那么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

　　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