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夾輔圣人”(孫復《答張稠書》)。
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后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
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作要象山川的云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果,是由內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
后來反復強調“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

那么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
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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