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意義

　　李澤厚

　　蘇軾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畫的真跡不可復(fù)見，就其它說，則字不如詩文，詩文不如詞，詞的數(shù)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是美學(xué)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認為，他的典型意義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fā)展到一個新的質(zhì)變點。

　　蘇軾一方面是忠君愛國、學(xué)優(yōu)則仕、抱負滿懷、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無論是他的上皇帝書、熙寧變法的溫和保守立場，以及其它許多言行，都充分表現(xiàn)出這一點。這上與杜、白、韓，下與后代無數(shù)士大夫知識分子，均無不同，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像的正統(tǒng)迂腐氣（例如責(zé)備李白參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事，蘇東坡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后一面才是蘇所以為蘇的關(guān)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空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軾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退隱”心緒，已不只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他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已不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復(fù)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盡管蘇也有這種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和舍棄。這當(dāng)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層了。前者（對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對社會的退避）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