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意義

　　李澤厚

　　蘇軾作為詩、文、書、畫無所不能，異常聰明敏銳的文藝全才，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文人們最親切喜愛的對象。其實，蘇的文藝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遜色一籌。畫的真跡不可復見，就其它說，則字不如詩文，詩文不如詞，詞的數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國文藝史上卻有巨大影響，是美學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認為，他的典型意義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理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點。

　　蘇軾一方面是忠君愛國、學優則仕、抱負滿懷、謹守儒家思想的人物，無論是他的上皇帝書、熙寧變法的溫和保守立場，以及其它許多言行，都充分表現出這一點。這上與杜、白、韓，下與后代無數士大夫知識分子，均無不同，甚至有時還帶著似乎難以想像的正統迂腐氣（例如責備李白參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事，蘇東坡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這后一面才是蘇所以為蘇的關鍵所在。蘇一生并未退隱，也從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空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為，蘇軾詩文中所表達出來的“退隱”心緒，已不只是對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種對社會的退避；他不是對政治殺戮的恐懼哀傷，已不是“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阮籍），“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陶潛）那種具體的政治哀傷（盡管蘇也有這種哀傷），而是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和舍棄。這當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層了。前者（對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對社會的退避）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這便成了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