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二年（１０７９年）八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加以*謗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一百多天，受審十余次，慘遭折磨。后經多方營救，于當年十二月釋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但“不得簽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元豐三年二月，蘇軾由開封到了黃岡，直到元豐七年四月才離開。

　　前后《赤壁賦》寫于元豐五年的七月和十月，這是蘇軾政治上失意，行動上不自由，生活貧困，心情極其苦悶的時期。隨著政治權利和行動自由的喪失，戴上了“思過而自新”的“罪人”帽子，在沉重的精神壓力下，東坡內心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他開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感慨世事的紛擾和虛無，他哀嘆人生如夢，愁緒難譴，他渴望從那唯一不變而又與世事無關的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中，求得慰藉和超脫。在黃州的四年，他過著清苦恬淡的生活，與和尚為友，同漁樵雜處置地耕田，種桑養牛。這時，他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從而在《前赤壁賦》里抒發了“吾生之須臾”的感慨，流露出超然出世的思想。

　　然而，東坡畢竟是一個胸懷曠達，政治上有抱負的人，表現在他的詩、文、書、畫中是豪放的風格和浪漫的色彩。蘇軾處于當時的復雜政治斗爭中，本來是很想有所作為的，但在入獄受審并貶謫黃州的沉重打擊下，他不由得不從佛老思想中尋求慰藉，寄情山水，幻想出世。可是，他終究未能超脫也不甘超脫。黃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對古人的懷念，他觸景生情，傾吐了自己對曾經大顯身手、建功立業的歷史人物崇敬、頌揚的感情，同時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業的壯志。

　　總之，蘇軾的內心是復雜的、矛盾的。消極退隱和積極進取，疾世憤懣與逍遙山水的兩重情緒，在與世無爭的的思想后面，流露出不甘妥協的積極精神和鄙棄富貴、傲然獨立的曠達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