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就是一部老祖宗性關系指南，遵圣人之意，指導男女結合之時，不必如禽獸般發之以情，實應“成之以禮”;其根本的價值觀便是“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從而為自己找到真正的歸宿。

　　國風：大旨談性

　　正如曹雪芹自敘：《紅樓夢》“大旨談情”，詩經之《十五國風》其實是“大旨談性”。這里有一個特別需要說明的小問題，便是詩經時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詩，都是情欲的表白與吶喊，沒打算“發乎情止乎禮”。

　　從《周南·關雎》開始，愛情便意味著性的結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歡淑女，接下來要做的事便是為將來兩人的婚禮做籌備。這意味著，愛悅等于婚姻的建立，這是君子與淑女建立合乎禮法的性關系的蘊藉說法。表現更鮮明的是《召南·草蟲》，這種因有情而求歡的勢頭便噴薄而出。

　　《草蟲》是以女子的口吻，談兩人同心而離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機會，便行男歡女愛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脫平服。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擱今天這樣的開放社會，也不免要贊一聲“豪放女”，但是，當時，不過是平常敘事耳。愛悅求歡，身心滿足，毫無惺惺作態，坦白自然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令人震驚。這只能說明，在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情欲”是可恥的。愛人便意味著身體的愛悅，并非后人唧唧歪歪胡謅的“我愛你滄桑的老靈魂”。男女之情，就是身體情欲這回事，不是靈魂滄桑那么回事。

　　著名淫詩《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味，寫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愛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詩人堅定地認為：“我愛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愛你，你便肩負著給予的義務。肉體的結合才使靈魂安妥，你我的結合才是人間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說，那自然是“同情地給予”了，并且雙雙成家去也。

　　《野有死麕》說得更直白。詩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獵物與聘禮，和女子的如玉肉體相呼應。一方面寫出了對性關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寫出了對女子的愛慕。你能說他只為了得到她的肉體，才去打獵送禮的嗎?你能說他的愛只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摯嗎?古人恐怕理解不了這種冬烘責備。得到和給予幸福的實質內涵，就是對兩人間性關系的追求，統統是肉體性的歡樂，絕非后世的精神戀愛。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講述姑娘們如何多情對待自己的情人。見而悅之，約會上宮，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時的兩情繾綣。當然，人生自古傷離別。如果有情，身體的物理距離，自無法割斷感情的聯系。《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分離使得感情更加堅貞，連形象都顧不上了，因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為了討心上人的歡喜。而心上人遠別天邊，這女子情愿得相思病，“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愛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厭舊，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義之時;彼時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風·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感情的疏離，帶來的是性關系的斷絕。性關系與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幸，結果是男主人與小妾性關系的斷裂。思婦孤影相吊的悲傷，到了《金瓶梅》時代，便是潘金蓮式的偷情。大雅之書《紅樓夢》中小紅賈蕓簡單的密約贈帕，被偷聽的薛寶釵搞得意味深長，其實沒有實質性接觸，卻搞得很嚴重的樣子，頗令讀者失望。

　　本來，社會越發達，人應該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后來，人類越發性情無法統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許正是黃金時代的投影，情愛與肉欲統一，愛的渴望夾纏著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連帶著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潤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結合填充了感情的蒼白。非僅《國風》，通部《詩經》中亦然。我們約略知道了《詩經》時代的性情不分;至于情性分離，靈肉相悖，那是讓古人瞠目結舌之外難以理解的現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談的時髦，另有一種讓世間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