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詩經》的編纂之功歸之于孔子一人。這種說法起源于漢代。《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都認為是由孔子選定《詩經》篇目的。但是，持異議者提出一些反駁的理由：一，《史記》言孔子刪詩，在自衛國返回魯國之后，時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稱《詩三百》，可見在孔子中青年時期，《詩經》已為三百篇。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國公子季札在魯國觀賞周樂，樂工們先奏十五國風，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頌，次序和內容基本上與今本《詩經》相同，其時孔子虛齡只有八歲，可見當時《詩經》已定型。三，周代各諸侯國之間邦交往來，常常賦《詩》言志。如《左傳·定公四年》載，吳攻楚，楚敗幾亡，楚將申包胥到秦國朝廷請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為感動，賦《詩經·無衣》，表示決心相救，恢復楚國。如果當時《詩經》沒有統一的篇目，賦《詩》言志就無法進行。那么，究竟由誰來編纂《詩經》的呢?

　　一說王者采詩。《詩經》中詩歌的創作時間，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時，綿延五個世紀。創作的地點，幾乎包括了整個黃河流域，加上長江、漢水一帶，縱橫上千里。怎樣把眾多的詩歌集中起來呢?早在漢代就出現了“王者采詩”的說法。《漢書·食貨志》曰：“孟春之月(陰歷正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劉歆《與揚雄書》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迪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都說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車去全國各地采集詩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詁》)。

　　一說周朝太師編定。今人朱自清認為，《詩經》的編審權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師之手。他在《經典常談》中指出，春秋時各國都養了一班樂工，像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老板叫太師。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要搜集本國樂歌，還要搜集別國樂歌。除了這種搜集來的歌謠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詩、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附帶樂譜、唱詞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各國的樂工和太師們是搜集-整理《詩經》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編纂整體的統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師莫屬。《國語·魯語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的記載，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獻《商頌》于周王朝的太師。今本《詩經》的《商頌》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師在十二篇基礎上刪定的。由此看來，《詩經》應當是周王朝的太師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