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詩傳統風雅與文學革新比興的垂范。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衛風·氓》這類偏于敘述的詩篇，其敘事也是為抒情服務的，而不能簡單地稱為敘事詩。《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列傳》)《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詩歌創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