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為三百一十一篇。因《南陔》《白華》等六篇為笙詩，有聲無辭，故現(xiàn)存三百零五篇。《詩經(jīng)》的寫作年代，悠遠(yuǎn)漫長，始于周，止于春秋中期，歷經(jīng)五百余年，這正是周王室的興盛時(shí)期，禮儀教化風(fēng)行，史稱刑措不用。可謂適逢其時(shí)，步隨其跡，追錄其事，禮樂文化在《詩經(jīng)》中得到了全面的審美展示。《詩經(jīng)》是禮樂文化詩情畫意的紀(jì)錄。

　　《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孔子刪詩的傳說，自古存疑，但是，司馬遷關(guān)于“取可施于禮義”的提示，表明《詩經(jīng)》的編選原則，是禮樂文化精神的追求，這的確是不移的至理。同時(shí)，詩與音樂舞蹈同步，本是古代歌詩曲舞同源誕生的藝術(shù)規(guī)律。這一點(diǎn)，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有說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這些都是在證明，《詩經(jīng)》與禮樂文化融為一體的原創(chuàng)面貌。說來有趣，由于對教化的審美品格持不同的觀點(diǎn)，墨子在《非儒》中揶揄“弦歌鼓舞以聚徒”，還曾嘲笑過孔子哩!

　　《詩經(jīng)》對禮樂文化的宣揚(yáng)，首先反映在對祭祀典儀的歌頌。《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除《臣工》《豐年》《載芟(shān)》等篇章，是為了春夏祈谷、秋冬謝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為對周室祖先的禮贊，是圣人崇拜。周頌中的《生民》《公劉》《緜(mián)》《皇矣》《大明》，歷陳從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是一部周王室傳說的史詩。

　　《詩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后稷是周室的祖先。相傳，姜嫄禱神救子，因踏上天帝的腳印而受孕。這個(gè)曾被視為不祥之兆的嬰兒，就是后稷，曾幾度被棄。棄于荒道，牛羊哺乳;棄于冰河，鳥翼環(huán)護(hù)，終因神佐而健康成長。后稷自幼喜愛蔬果豆麥，有種植的高超技藝，他教民稼穡，造福人類，被譽(yù)為農(nóng)耕之神。后稷三傳至公劉，公劉大遷徙，擇地而居，開疆辟土，勤耕作，畜牛羊，國富民強(qiáng)。古公亶父是公劉的十世孫，是文王的祖父，《緜》詩詳述其功業(yè)：營造宮室，制定官制，為文王以禮樂立國奠定了基礎(chǔ)。《皇矣》是對文王伐密、伐崇的記敘;《大明》是對武王伐紂立國的歌頌。這些短章，敘事簡約，格調(diào)堂皇，旋成袖珍式的大周史詩。《詩經(jīng)》是周室的搖籃曲，是華夏民族最古老的創(chuàng)業(yè)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