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享譽世界的“禮儀之邦”，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已經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禮樂秩序，作為禮樂文化的傳播載體，《詩經·國風》為鄉人提供了溫潤如玉的君子人格，深情忠誠的愛情范本，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格等富于禮教內涵的詩歌文本。

　　周公制禮作樂，標志著中華民族開始進入自覺講究禮儀的文明時代。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之后，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周禮已經具備了一種足以與古希臘精神相媲美的春秋氣象。所以，當“禮崩樂壞”之后，孔子刪定《詩三百》，在列國間奔走呼告，力圖恢復西周盛大恢弘的禮樂制度。

　　最初的禮樂制度以“詩樂舞”三者合一的形式出現，不論是天子招待外賓、燕饗內臣，還是與上層社會相平行的各種鄉人典樂場合，《國風》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雖然漢儒對《詩經》的解讀不乏義理之說，但《詩經》所擔負的教化作用還是不可否定的，禮樂制度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也是不可抹煞的。五四時期，為了扼殺復辟之夢，吳虞在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上發表了《吃人的禮教》，從此“禮教”便背上了“吃人”的惡名，這不免矯枉過正有失客觀。

　　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載體，《國風》的文本本身就包蘊了深刻的禮儀內涵，它與當時的典樂制度相結合，將統治階級想要傳達給大眾的觀念密密縫織在《詩經》里，又在鄉禮中廣泛傳誦，以便起到教化作用。